舞舞舞-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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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却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尔塔斯》，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原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6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也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30秒钟谁也没有做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维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1970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嘛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5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随便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别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力，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艺儿啰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
“别误解，这不是吓唬您。”渔夫道，“是他忠告您。我们也不愿意让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着烟灰缸。这烟灰缸没有任何标记，又旧又脏。最初玻璃也许还透明，但如今则不尽然，而呈浑浊的白色，底角还有油腻。我揣摩恐怕在这桌子上已经放了不知多少岁月——10年吧。
渔夫久久摆弄着塑料尺。
“也罢，”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说明一下事由。实际我们提问也是该讲究顺序，你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顺序来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毕，将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夹，啪啪翻了几页，拿起一个信封，从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这3张照片拿在手中审视。照片是真的，黑白两色。一看便知不是艺术摄影。照片上是个女子。第一张照的是裸背，女子俯卧床上，四肢修长，臀部隆起，头发像扇面一样摊开，掩住头部。两腿略微分离，下部隐约可见，胳膊向两侧随意伸出。女子看来是在睡觉。床无甚特征。
第二张更逼真。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张照片。这张是面部特写。是咪咪，毫无疑问。但她已不再雍容华贵，而显得冻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仿佛被揉搓过的痕迹。我一时口干得不行，连咽唾液都很困难，手心皮肤阵阵发痒。咪咪，那场绝妙的欢娱！曾和我快活地扫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斯特伦兹，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现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摇头，但没摇。我把3张照片重叠收好，若无其事地交还给渔夫。两人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看照片时的反应。我用催问的神情看了看渔夫的脸。
“认识这个女孩儿吧？”渔夫开口道。
我摇头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认识，势必将五反田卷入进去，因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将他卷进去。或许他已经卷入，这我无从推断。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说我同咪咪睡过，那么我的处境就相当尴尬，等于说制造伪供。那样一来，可就非同儿戏。这是一次赌注。但不管怎样，不能从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况不同。如若说出他来，必然舆论大哗，周刊蜂拥而至。
“再仔细看一遍！”渔夫以颇含不满的缓慢语调说道，“事关重大，再仔细看一遍，然后好回答。如何？对这女子可有印象？请不要说谎。我们可是老手，谁个说谎当即一目了然。对警察说谎，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血肉露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权利，才20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头脑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犯人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