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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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也不能作一个旧式女人了。如果她的婚姻没有什么纠纷，新和旧的冲突也许

会潜伏着的吧。可惜她没有那们好的命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倒

成了她致命的导因。到这时候纵然发见那封建怪物的毒恶，已经迟了。

杀阮玲玉的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张达民，唐季珊某个人，是到现在还残存着的

封建势力，是那盘据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五四”

运动没有完成肃清封建文化的伟业，封建的毒焰现在反有日见旺盛之势。阮玲玉是

作了这不幸的时代的牺牲，但像阮玲玉的人，“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她不

是最初的一个，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个的吧。为了纪念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为了拯

救传统文化束缚之下的未来的牺牲者，我们对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留下来

的任何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太白》第十期，我发表过一篇《谈娜拉》，内面

有：“娜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女性会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态而出

现”之类的话。但娜拉的时代虽然过去，新时代的女性身上应该同时负有作为反封

建的娜拉的任务，也只有通过新女性的势力，娜拉的愿望才能彻底实现。阮玲玉的

短见将成为新女性的一个有力的刺激。

选自《聂绀弩杂文集》

　谈杂文

《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

“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

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

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

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

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

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

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

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

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

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

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

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

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Ｌ．Ｓ．杂感选集》上说的“这

种文体，将要因为Ｌ．Ｓ．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

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

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

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

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

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

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

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

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北，“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

章的“题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

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的体裁，各有各的用处；即使个人的偏见，看

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

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

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

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

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

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

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

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

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

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

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

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

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

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

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

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

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

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

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

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

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

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

“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

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

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

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

来——非特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

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不留心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

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

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

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的“不胫

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迫切地需要

理解。

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

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

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

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

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的杂文。

一九三四，九，二，上海。

　怀监狱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

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

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

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

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

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

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那是我看书

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

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

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

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

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

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

西第三监狱，不过中学程度，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

“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

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

（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

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

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

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

“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

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

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

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

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

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

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

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

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

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

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

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

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

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爽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

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

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

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

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

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

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

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

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

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

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

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

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

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

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

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

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

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

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

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