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文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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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嫉恨高宗汉？”
“也怨恨过你！”吴振铎苦笑道，“你一直不给我写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汉好了，从前高宗汉也常常约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你们又是一块儿回去的。”
“我很喜欢高宗汉，喜欢他耿直热心，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嫉恨高宗汉，还有一层原因——我一直没肯承认，”吴振铎的脸上微微痉挛起来，“他有勇气回国去了，而我却没有。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病，总好像自己是个临阵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个医生——死了几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来。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后，一夜两夜，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不住地咯血，我怎么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嘴巴，他是个肺结核专家，救过许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医治中国人的病。你看，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
“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吕芳淡淡地笑道。
“我跟珮琪结婚后，我们的朋友全是美国人，中国朋友，我一个也没交，中文书也不看，有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中国大陆的消息：百花齐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也不过当做新闻报道来看看罢了。我有一个姑妈，前年从中国大陆出来了，到了旧金山跟我表姐住。她七十多岁了，她在信上说，在中国大陆曾经吃过许多苦，弄得一身的病，很希望见我一面。去年我到夏威夷开会，经过旧金山，我本可以停一晚去探望她的，可是我没有，一直飞到檀香山去了。后来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忍心——其实我想大概我害怕，怕见到我姑妈受苦受难的模样——”
吴振铎干笑了一下。
“吕芳，你真勇敢，那样大惊大险，也熬过来了。”
“我倒想问问你，振铎。”吕芳笑道，“你是个医生，你给我解释一下，一个人在极端危难的时候，肉体会不会突然失去知觉，不再感到痛苦？”
“这个，倒有人研究过，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俘虏，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心理上的自我防卫吧。”
“他们替我拔指甲的时候，我整条右臂突然麻掉了，一点也不知道痛。刘伟也跟我说过，有好几年，他一点嗅觉也没有。”
“对了，刘伟呢？神童怎么样了？”
“他比高宗汉乖觉得多，学会了见风转舵，所以许多运动都躲了过去，一直在上海龙华路第二肥料厂当工程师。文革一来，也挨了！给下放到安徽合肥乡下，挑了三年半的粪。他人又小，一个大近视，粪桶压在背上，寸步难行，经常泼得一身的粪，一头一背爬满了蛆。他说，他后来进厕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吕芳和吴振铎相视摇着头笑了起来。
“在里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套防身术的，”吕芳笑叹道，“刘伟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对了！‘金钟罩铁布衫’！神童真是个宝贝。”
“你的咖啡凉了，我再去温些热的来。”吴振铎起身拿起银亚。
“够了，不能再喝，”吕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吕芳，你出来后，检查过身体么？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铎关注地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点衰弱。”
“你的心脏也不好么？”
“全靠得了病，”吕芳笑道，“才请准退休，设法出来。我向我们组织申请了四年，才申请到许可证。”
“吕芳，你现在——生活还好么？”吴振铎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跟我姐姐住在一起，是她申请我出来的，她对我很照顾，”吕芳说着，低下头去看了一看手表，沉吟了一下，说道，“振铎，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可以么？”
“当然可以！”吴振铎赶紧应道。
“你能不能借给我两千块钱——”
吴振铎正要开腔，吕芳却忙阻止他道：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答应让我以后还给你，等我身体好些，也许再找些学生，教教钢琴什么的，慢慢凑出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借了。”
“好的。”吴振铎迟疑着应道，他立起了身来，走到客厅一角大写字台前，捻亮台灯坐下，他打开抽屉，取出了支票簿，写了一张两千块的支票，他又拿出一只蓝信封，把支票套进里面，才拿去递给吕芳。
“谢谢，振铎。”吕芳也立起身来，接过信封，随手塞进了衣袋里。
“吕芳——”
吕芳径自走向大门，吴振铎赶紧跟了过去。
“我的大衣呢？”吕芳走到门口，回头向吴振铎笑道。
吴振铎从壁橱里，把吕芳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取了出来，替吕芳披上，他双手轻轻地按到了吕芳的肩上。
“吕芳，”吴振铎低声唤道，“我在RussianTearoom订了一个座。我请你去吃顿晚饭好么？那家白俄餐馆的菜还不错，地方也优雅，我们再好好谈谈，这次见面，真是难得。”
“不了，振铎，”吕芳回转身来，一面扣上大衣，“今天也谈够了。而且我还跟我姐姐约好，一块儿吃饭的，就在这里转过去，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餐馆。”
“吕芳，要是你早跟我联络上就好了，让我来医治你，你到我楼下诊所来好么？我替你彻底检查一次。”
“振锋——”吕芳垂下了头去，幽幽说道，“其实一年前，我一到纽约就查到你的地址了。”
“噢，吕芳！”
“老实跟你说吧，振铎，”吕芳抬起头来，脸上微微地抽搐着，“本来我是不打算再跟你见面了的，这次回到纽约，什么老朋友也没有去找，只想静静地度过余生。我实在需要安静，需要休息，可是身子又偏偏不争气，病倒在医院里，用了一大笔钱，都是我姐姐垫的，她的环境，也并不很好，我不想拖累她，所以只好来麻烦你。”
“吕芳！”
“我现在生活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我在里头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又回到了纽约来。振铎，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勇敢，有两三次，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个地方，看到高宗汉那种下场，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
吴振铎送吕芳走出枫丹白露大厦，外面已经暮霭苍茫了；中央公园四周高耸入云的摩大大楼，万家灯火，早已盏盏燃起，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冷得吴振铎不由得缩起脖子，连连打了两个寒噤，他下楼时，忘记把外衣穿上了。吕芳将大衣领子翻起，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块黑纱头巾把头包了起来。
“吕芳——”
中央公园西边大道上，七八点钟的人潮汹涌起来，吕芳那袭飘飘曳曳的深灰大衣，转瞬就让那一大群金黄奶白各色秋褛淹没了，吴振铎在曼哈顿那堆瑰的夜色里，仁立了很久，直到他脸上给冻得发了疼，才转身折回枫丹白露大厦。
“外面冷呵，吴医生。”穿着红色制服的守门黑人替吴振铎打开了大厦的玻璃大门。
“谢谢你，乔治，”吴振铎说道，他搓着双手，“真的，外面真的很冷。”
《八方》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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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瘫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