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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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篇《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字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很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那鲁大学。
光绪初年回国。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一八九五年，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大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民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一八九四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跑到香港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有见到的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二月起就“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稿》）
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陈少白回忆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遁臾），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庐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耍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言了。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