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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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这篇《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原登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国》里。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个月前写《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一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这封公开信中，殷海光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我当时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也就十分糅杂。”我的确没有在这篇讲演中恭维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维的偶像；我的确也没有说半句恭维三民主义的话。除了当作压制思想的权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任何人的话捧若圣经，更何况那些儿十年前的方便说法！大概这招致了某党人士极度的不满。自此以后呢？每逢有学生请我讲演，不是因训导处同仁说“教室不够”，便是说“题目不行”，而给打消掉了。对我而言，反正这类事件平常得很，懒得去记忆。世道衰微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了这段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殷海光在写过千千万万批国民党的杰作以后、在《自由中国》封门的前夜，最后奋其一击，以他思想家的透视力，在国民党所倚恃的圣经头本，尝试去点破真相、尝试去动上。显然的，殷海光为了这一点破真相与动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说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国》。如今我们追念这段往事，应该注意到当时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双轨作业一一—轨是用新党对抗国民党、一轨是用新解说剥开国民党的圣经。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不全是自觉的，但他们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后，最后升级到这种双轨作业，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发展。虽然他们立论的纯度，不无可疑；组党的品类，容有可议，但是他们毕竟百尺竿头，没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们在竿头翻落，求仁得仁，这种勇于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们以为“纪念”的伪君子们来，真是伟大得无与伦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两小时作
〔附记〕殷海光的历史训练和资料训练很差，所以他无法从孙文的著作中举证，这是他立论的大缺点。孙文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部分，尚没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话，这些话是一九二四年《演讲本三民主义》增加的，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共产党哥俩好的时代！三民主义的统战性质，在此可得佐证！（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
——革命以后干什么？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种一贯作业哲学上主“元气”说，反对“理在气先”之论。但认为“气，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历史辩证法①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Paine），他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头对不起小头”
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趣在成功以后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
（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其实是很封建的思想，自为反封建的革命党所不取。
孙文与卢慕贞结婚时是二十岁（一八八五），卢夫人生于一八六七，比他小一岁；与宋庆龄结婚时是五十岁（一九一五），宋夫人生于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岁，在这卢前宋后（原文如此——编者）的三十年间，细查起来，却不无其他夫人可寻。
能飘白发说微时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陈夫人（陈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在第四则《孙中山之嗜好》中，有这样一段：
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九年以后（一九四五），冯自由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老革命党冯自由在此明说“陈夫人”，可见孙文在卢夫人后，又结婚了〔注一〕。
孙陈粹芬
刘成禹写陈夫人“能飘白发说微时”的诗，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后（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证这一“能飘白发说微时”的图画了。他写《翠亨村获得珍贵史料》（《世载堂杂忆》），有这样几段：
孙中山先生生于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著录者，亦弥足珍贵也。
中山县长孙乾，为先生之胞侄孙，予五十年来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强干，笃守礼节，治中山县颇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庆，题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且为之注。抗战以来，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峻，喜曰：“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粹芬老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于是大备盛筵，亲送孙陈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曰：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共摄一影入座。老太太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史料，足供收采也。
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大太即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慕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
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陈粹芬在近半个世纪后，故友重逢，为老同志再开饭局，且用“孙陈粹芬”名义下帖子，其为孙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
刘成禺回忆这一久别重逢，真是场面感人。李又宁在《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芬》（一九八一年十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里说：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之为陈四姑。广东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个据点。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船只，传递消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亲自印刷宣传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说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注二〕。
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这样一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女杰”，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被“出局”了，她由孙文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一如卢夫人由女婿戴恩赛奉养，住在澳门〔注三〕。孙文又有了新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