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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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ExpressDairy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三〕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Halliday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好“吾从之”。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