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文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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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胡也频的作品小说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已能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镌》上面世。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北方寂寞的诗坛造成一种新的趣味，在风格方面，被当时称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并且，他以其横溢的才华，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费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
繁重的物质生存压迫并不能遮掩丁玲与也频爱情生活的光彩，住在香山时，由于二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这时，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那时，丁玲有一女友杨没累，与丈夫同居四五年，直到病逝，人还未曾有过夫妻生活，别人都认为这不可理喻，丁玲却与人说，自己相信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可见，“五四”时代女性对爱情的理想色彩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事实上，这“很平常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她与也频纯洁之爱之间，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说：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丁玲说1928年，由于责任感的加强，对自由的幻灭，她才决定与也频白首终身。事实上，在此前，由于第三者的出现，她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精神之爱：“湖畔”诗人的出现，在丁玲情感海洋上掀起一股汹涌的激浪
求生的奋斗不能抹去他们纯洁之爱的光泽，但是大时代的印痕却深深打烙在两人的心坎上。丁玲和也频蛰居在苦闷荒凉的北京古城，面对南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抑郁和烦闷渐渐笼上他们生活的星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给丁玲以极大的震动，这时，他们虽然想到南方，但已经迟了。丁玲恨死了北京！形式上她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她精神上痛苦极了，她要拿起笔，诉说自己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和挣扎。事实上，几年来闲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面受胡也频的濡染，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滞居在北方的文艺青年的影响（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鲁彦、凌叔华、庐隐、戴望舒，当时他们都有过交往）；百样的人生的冷静观察，都使她心灵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内心，写自己以外的人和事，已是自然而然的了。就这样，在1927年冬，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一大堆来稿中惊喜地发现一篇属名丁玲的小说，在12月份的《小说月报》上，人们读到了丁玲创作的《梦珂》，第二年春，同样是在头条位置上，又出现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整个文坛震惊了，人们惊异这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文学新星，到处打听这丁玲是谁？丁玲就这样在寂寞、苦闷中走向文坛，在文学大千世界中寻找出自己的一个角落。胡也频极为爱护丁玲的创作，他不但鼓励她，而且一个人承担着生活的负重，不致使丁玲的创作心境受到影响。所以当丁玲的第一部小说结集出版时，在后记中丁玲说：“不敢说是便把来献给我的频……但为了他给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做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盘据一个地位的。”就在1927年冬，丁玲正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也频的文章也有了较多的出路，稿费收入比以前增多。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后到日本求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这样，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誉享文坛，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将外面的大千世界带进这一沉闷窒息的小屋，时正处在苦闷彷徨的丁玲来说，无异于是一股清新的气流，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的情怀。
十几年之后，丁玲是这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是我所爱的，无论他离开多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所以我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
丁玲上述坦率地关于三人关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胡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这种铭心刻骨的爱的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复活之爱：胡也频血洒龙华后
三人风波平息之后，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文学内部论争正盛，他们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文章上。不久即与沈从文一起在萨波塞路204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期望以文学的业绩构筑理想生活的大厦。这时，由于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左倾。
1929年底，红黑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经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介绍，胡也频于次年春即1930年2月22日，离沪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本来，他们约好，一个人在济南教书，一个人在上海写作。然而，这样的分离，年轻的妻子却安不下心来，当天晚上丁玲便给也频写了信。次日夜又写了第二封，未完，24日中午、晚间续写。不久，又写了第三封。加之当时远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两人分离，丁玲遂于一个月后也赴山东。由于他们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克思主义，招致国民党山东政府的通缉，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他们逃回上海，并于5月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由于当时丁玲已有身孕，故没有参加实际活动，但她却用自己的笔与“左联”取着同一步调，由于胡也频把精力主要用在革命活动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明显减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不幸被捕，“左联”和丁玲本人经多方营救，终未成功，2月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在上海龙华荒郊。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褓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只在家里呆了三天，旋即返回上海。她多次发表演讲，驳斥一些反动小报关于“丁玲终日以泪洗面”的谣言，大声疾呼：“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把火”，丁玲冒着危险，出版也频的遗著。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
与也频数年的同甘共苦，使丁玲很快地走向革命的道路。烈士的鲜血，则更进一步使她坚定起来。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怯，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把复仇的怒火，凝注笔端，喷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斗》编辑工作，她与雪峰又有了过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又复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写过两封信，向雪峰倾诉她的爱情和苦衷：
我不否认，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笔者注）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到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写的是给雪峰，但只把痛苦深置于心，她一直没有将信递给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四十年代，在重庆的雪峰，写信给丁玲说他永远注视着她的创作。事实上，雪峰以其理论家的敏锐和对丁玲及其创作的特殊呵护每每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他都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评品。
我们不讳言革命者个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丁玲和雪峰这种崇高的情怀，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准绳的态度足以令我们深思和钦慕。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那时上饶集中营的军统特务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从浙江义乌农村抓来的私塾先生模样的人———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被中央派往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的中共要人———丁玲几年没有见到的冯雪峰。
自然之爱：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走来
胡也频的牺牲，丁玲的生活信念并没有轰毁，桅杆坚挺在暴风雨中，生活之舟却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一天，雪峰通知她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史沫特莱要访问她。史沫特莱要她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先过来找丁玲，约好见面的日子。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就是年仅26岁的冯达。当他将丁玲接到摩西路与史沫特莱娓娓而谈时，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泽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无论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