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学记-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里念大学的，很久以前了。”
“什么都不跟我讲，原来。”
“好，明天如果我想见你，下午五点半我去你的旅馆的大厅等你，行不行？”
“ECHO，你把自己保护得太紧了，我们都是成人了，你的旅馆就不能告诉我吗？应该是我去接你的。”“可是，我只是说——如果，我想见你。这个如果会换的。”“你没有问我哪天走。”
真的，没有问。一想，有些意外的心慌。
“后天的班机飞纽约，再转去我学校的城，就算再聚，也只有一天了。”
“好，我住在最大街上的REX旅馆，你明天来，在大厅等，我一定下来。五点半。”
“现在陪你走回去？”
我咬了一下嘴唇，点了头。
过斑马线的时候，他拉住了我的手，我没有抽开。一路吹着黄昏的风，想哭。不干他的事。
第二天我一直躺着，也不肯人进来打扫房间，自己铺好床，呆呆的等着，就等下午的那个五点半。
把衣服都摊在床上，一件一件挑。换了一只凉鞋，觉得不好，翻着一条白色的裙子，觉得它绉了。穿牛仔裤，那就去配球鞋。如果穿黑色碎花的连衣裙呢？夏天看上去热不热？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生疏，情怯如此，还是逃掉算了，好好的生活秩序眼看不知不觉的被一个人闯了进来，而我不是没有设防的。这些年来，防得很当心，没有不保护自己。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容易受骗。
五点半整，房间的电话响了，我匆匆忙忙，跳进一件白色的衣服里，就下楼去了。
在大厅里，他看见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身简单的恤衫长裤，夏日里看去，就是那么清畅又自然。而他，不自然，很害羞，怎么会脸红呢？
“我们去哪里？”我问亚兰。
“随便走走，散步好不好？”
我想了一下，在西班牙，八点以前餐馆是不给人吃晚饭的。五点半，太阳还是热。旅馆隔壁就是电影院，在演《远离非洲》这部片子。
我提议去看这部电影，他说好，很欣喜的一笑。接着我又说：“是西班牙文发音的哦！”他说没有关系。看得出，他很快乐。
当那场女主角被男主角带到天上去坐飞机的一刻出来时，当那首主题曲再度平平的滑过我心的时候，当女主角将手在飞机上往后举起被男主角紧紧握住的那一刻，我第三次在这一霎间受到了再一次的震动。
幸福到极致的那种疼痛，透过影片，漫过全身每一个毛孔，钉住银幕，我不敢看身边的人。
戏完了，我们没有动，很久很久，直到全场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坐着。
“对不起，是西班牙发音。”我说。
“没关系，这是我第三次看它了。”
“我也是——”我快乐的叫了出来，心里不知怎的又很感激他的不说。他事先没有说。
走出戏院的时候，那首主题曲又被播放着，亚兰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那一霎间，我突然眼睛模糊。
我们没有计划的在街上走，夜，慢慢的来了。我没有胃口吃东西，问他，说是看完了这种电影一时也不能吃，我们说：“就这样走下去吗？”我们说：“好的。”“我带你去树多的地方走？”
他笑说好。他都是好。我感觉他很幸福，在这一个马德里的夜里。
想去“西比留斯”广场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散步的，在那个之前，非得穿过一些大街小巷。行人道狭窄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亚兰在后面。走着走着，有人用中文大喊我的笔名——“三毛——”喊得惊天动地，我发觉我站在一家中国饭店的门口。
“呀！真的是你嘛——一定要进来，进来喝杯茶……”我笑望了一下身后的亚兰，他不懂，也站住了。
我们几乎是被拖进去的，热情的同胞以为亚兰是西班牙人，就说起西文来。我只有说：“我们三个人讲英文好不好？这位朋友不会西班牙话。”
那个同胞马上改口讲英文了，对着亚兰说：“我们都是她的读者，你不晓得，她书里的先生荷西我们看了有多亲切，后来，出了意外，看到新闻我太太就——”
那时候，我一下按住亚兰的手，急急的对他讲：“亚兰，让我很快的告诉你，我从前有过一个好丈夫，他是西班牙人，七年前，水里的意外，死了。我不是想隐瞒你，只是觉得，只有今晚再聚一次你就走了，我不想讲这些事情，属于我个人的——”
我很急的讲，我那么急的讲，而亚兰的眼睛定定的看住我，他的眼眶一圈一圈变成淡红色，那种替我痛的眼神，那种温柔、了解、同情、关怀，还有爱，这么复杂的在我眼前一同呈现。而我只是快速的向他交代了一种身分和抱歉。我对那位同胞说：“我的朋友是这两天才认识的，他不知你在说什么。我们早走了，谢谢你。”
同胞冲进去拿出了照相机，我陪了他拍了几张照片，谢了，这才出来了。
走到西比留斯的广场边，告诉亚兰想坐露天咖啡座，想一杯热的牛奶。我捧着牛奶大口的喝，只想胃可以少痛一点。那段时间里，亚兰一直默默的看着我，不说一句话。喝完了牛奶，我对着他，托着下巴也不讲话。
“ECHO。”亚兰说：“为什么你昨天不告诉我这些？为什么不给我分担？为什么？”
“又不是神经错乱了，跟一个陌生人去讲自己的事情。”我叹了口气。
“我当你是陌生人吗？我什么都跟你讲了，包括我的失恋，对不对？”
我点点头：“那是我给你的亲和力。也是你的天真。”我说。
“难道我没有用同样的真诚回报你吗？”
“有，很诚恳。”我说。
“来，坐过来。”他拉了一下我的椅子。我移了过去。亚兰从提包里找出一件薄外套来给我披上。
“ECHO，如果我们真正爱过一个人，回忆起来，应该是充满感激的，对不对？”
我点点头。
“如果一个生命死了，另一个爱他的生命是不是应该为那个逝去的人加倍的活下头，而且尽可能欢悦的替他活？”我又点点头。
“你相信我的真诚吗？”
我再度点头。
“来，看住我的眼睛，看住我。从今天开始，世上又多了一个你的朋友。如果我不真诚，明天清早就走了，是不是不必要跟你讲这些话？”
我抬起头来看他，发觉他眼睛也是湿的。我不明白，才三天。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明天，看起来我们是散了，可是我给你地址，给美国的，给希腊的，只要找得到我的地方，连学校的都留给你，当然，还有电话号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有事都来跟我说吗？”我不响，不动，也没有点头。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轻轻的问。
“我并不去分析，在咖啡座上跟你谈过话以后，我就知道了。你难道不明白自己吗？”
“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小孩子，这是我唯一明白的，只要这样，也不行。”我叹了口气。
“当你在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又只想做大人，赶快长大好穿丝袜和高跟鞋？”
我把头低下了。
他将我的手拉了过去。呀——让我逃走吧，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怕过。
“不要抖，你怕什么？”
“怕的，是自己，觉得自己的今夜很陌生——。”“你怕你会再有爱的能力，对不对？事实上，只要人活着，这种能力是不会丧失的，它那么好，你为什么想逃？”“我要走了——”我推椅子。
“是要走了，再过几分钟。”他一只手拉住我，一只手在提包里翻出笔和纸来。我没有挣扎，他就放了。
这时，咖啡座的茶房好有礼貌的上来，说要打烊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走，我只是胡说。
我们付了帐，换了一把人行道上的长椅坐下来，没有再说什么话。
“这里，你看，是一块透明的深蓝石头。”不知亚兰什么地方翻出来的，对着路灯照络我看，圆饼干那么大一块。“是小时候父亲给的，他替我镶了银的绊扣，给我挂在颈子上的。后来，长大了，就没挂，总是放在口袋里。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护身符，我不相信这些，可是为着逝去父亲的爱，一直留在身边。”他将那块右头交给了我。
“怎么？”我不敢收。
“你带着它去，相信它能保护你。一切的邪恶都会因为这块蓝宝而离开你——包括你的忧伤和那神经质的胃。好吧？替我保管下去，直到我们再见的时候。”
“不行，那是你父亲给的。”
“要是父亲看见我把这块石头给了你——一个值得的人，他会高兴的。”
“不行。”
“可以的，好朋友，你收下了吧。”
“才三天，见面三次。”
“傻孩子，时光不是这样算的。”
我握住那块石头，仰脸看着这个人，他用手指在我唇上轻轻按了一下，有些苦涩的微笑着。
“那我收了，会当心，永远不给它掉。”我说。“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你可以还给我，而后，让我来守护你好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了，我——浪迹天涯的。”“我们静等上天的安排，好吗？如果他肯，一切就会成全的。”
“他不肯。”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很早以前，就知道的，苍天不肯……”我有些哽咽，扑进他怀里去。
他摸摸我的头发，又摸我的头发，将我抱在怀里，问我：“胃还痛不痛？”
我摇摇头，推开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要走了，你今天早班飞机。”
那时候，已是清晨四点多，清道夫一个一个在街上出现了。
“我送你回旅馆。”
“我要一个人走，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在这个时间，你想一个人去走一走？”
“我不是有了你的星石吗？”
“可是当我还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需要它。”
在他旁边慢慢的走起来。风吹来了，满地的纸屑好似一群苍白的蝴蝶在夜的街道上飞舞。
“放好我的地址了？”
我点点头。
“我怎么找你？”
“我乱跑的，加纳利岛上的房子要卖了，也不会再有地址，台湾那边父母就要搬家，也不知道新地址，总是我找你了。”“万一你不找呢？”
“我是预备不找你的了。”我叹了口气。
“不找？”
“不找。”
“那好，我等，我也可以不走，我去改班机。”“你不走我走，我去改班机。”我急起来了，又说“不要等了，完了就是完了，你应该感激才是，对不对？你自己讲的。刚才，在我扑向你的那一霎间，的确对你付出了霎间的真诚。而时间不就是这样算的吗？三天，三年，三十年，都是一样，这不是你讲的？”说着说着我叫了起来。“ECHO——”
“我要跑了，不要像流氓一样追上来。我跟你说，我要跑了，我的生活秩序里没有你。我一讲再见就跑了，现在我就要讲了，我讲，再——见，亚兰——再见——。”
在那空旷的大街上，我发足狂奔起来，不回头，那种要将自己跑到死的跑法，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我转弯，停下来，抱住一根电线杆拚命的咳嗽。
而豪华的马德里之夜，在市区的中心，那些十彩流丽的霓虹灯，兀自照耀着一切有爱与无爱的人。而那些睡着了的，在梦里，是哭着还是笑着呢？
吉屋出售
飞机由马德里航向加纳利群岛的那两个半小时中，我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邻座的西班牙同胞和空中小姐都问了好多次，我只是笑着说吃不下。
这几年来日子过得零碎，常常生活在哪一年都不清楚，只记得好似是一九八四年离开了岛上就没有回去过，不但没有回去，连岛上那个房子的钥匙也找不到了。好在邻居、朋友家都存放着几串，向他们去要就是了。
那么就是三年没有回去了。三年内，也没有给任何西班牙的朋友写过一封信。
之所以不爱常常回去，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加纳利群岛上，每一个岛都住着深爱我的朋友，一旦见面，大家总是将那份爱，像洪水一般的往人身上泼。对于身体不健康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安静而不是爱。这一点他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常常叫累，也不会有人当真。
虽然这么说，当飞机师报告出我们就要降落在大加纳利岛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心跳加快起来。
已是夜间近十点了，会有谁在机场等着我呢？只打了电话给一家住在山区乡下的朋友，请他们把我的车子开去机场，那家朋友是以前我们社区的泥水匠，他的家好大，光是汽车房就可以停个五辆以上的车。每一回的离去，都把车子寄放在那儿，请他们有空替我开开车，免得电瓶要坏。这一回，一去三年，车子情况如何了都不晓得，而那个家，又荒凉成什么样子了呢？
下了飞机，也没等行李，就往那面大玻璃的地方奔去。那一排排等在外面的朋友，急促的用力敲窗，叫喊我的名字。
我推开警察，就往外面跑，朋友们轰一下离开了窗口向我涌上来。我，被人群像球一样的递来递去，泥水匠来了、银行的经理来了，电信局的局长来了，他们的一群群小孩子也来了，直到我看见心爱的木匠拉蒙那更胖了的笑脸时，这才扑进他怀里。
一时里，前尘往事，在这一霎间，涌上了心头，他们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朋友，也曾是我们夫妇的好友。“好啦！拿行李去啦！”拉蒙轻轻拍拍我，又把我转给他的太太，我和他新婚的太太米雪紧紧的拥抱着，她举起那新生的男婴给我看，这才发觉，他们不算新婚，三年半，已经两个孩子了。
我再由外边挤进隔离的门中去，警察说：“你进去做什么？”我说：“我刚刚下飞机呀！进去拿行李。”他让了一步，我的朋友们一冲就也冲了进去，说：“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我们进去替她提箱子——。”警察一直喊：“守规矩呀！你们守守规矩呀……”根本没有人理他。
这个岛总共才一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警察可能就是接我的朋友中的姻亲、表兄、堂哥、姐夫什么的，只要存心拉关系，整个岛上都扯得出亲属关系来。
在机场告别了来接的一群人，讲好次日再连络，这才由泥水匠璜杠着我的大箱子往停车场走去。
“你的车，看！”璜的妻子班琪笑指着一辆雪白光亮的美车给我看，夜色里，它像全新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