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喜电子书 > 文学名著电子书 > 闹学记 >

第2部分

闹学记-第2部分

小说: 闹学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序二

缪进兰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你从哪里来

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没有二○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进来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的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的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她说“中国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留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唏哩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大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的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略略吱吱的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拍拍的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