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族--看我们生在凌源-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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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刻准备着！”之后，我们终于正式成为了少先队中的光荣一员。
在那时侯，能第一批入队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当放学的时候大伙站在一起，什么叫“鹤立鸡群”？有红领巾就叫鹤立鸡群。这人只要是一带上红领巾那连跟其他伙伴说话时的底气都会变的充足许多，腰杆也会不知不觉间挺直，就连扇圆牌弹玻璃球时的技术都会提高许多。站在那些没入队的同学面前，我觉得就连那些比我高上半头的没有红领巾的家伙似乎都比我矮了一大截。当时红领巾还有一个用途，这个用途就是进入学校的通行证，要是没戴这个的话进学校就要受到执周生的盘问，不但不让进教室而且还会扣分。在入队之前我因为没有红领巾而被执周的逮了好几次，因为我在孩子当中长的比较高，因此对他们说我是一年级新生还没入队他们根本不信，为此被他们押到老师那里证实了好几次。
凡事都有个反面，入队也是一样，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由于我们兄弟的平均素质都很高，因此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当然也有例外。在众兄弟当中只有王鹏和刘臣两人没能第一批入队。王鹏这厮平素里作恶累累，不完成作业上课搞小动作揪女生辫子可谓是坏事做尽，因此不能入队自是在所难免。刘臣虽然相对于王鹏来说算是比较老实，但是因为他成绩不佳，回回都“打狼”，因此也不符和第一批入队的要求而未能入队。这件事对王刘二人的刺激很大，王鹏为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好好学习，终于在第二批入队的名单中有了他的名字，而且通过每天上学的时候在老师面前的装腔做势，这厮在年终时居然被老师推选为“三好学生”，和我一起参加了第二学期开学的领奖大会，直叫王鹤张昕等和我一块入队的人仰天长叹：天理何在！
不管怎么说，王鹏好歹还有时来运转之日，只是可怜了刘臣，虽然这小子也想当一名好学生，无奈因为先天设计上的缺陷，他的大脑和学校的书本根本不兼容。由于这是一项根本不能用勤所能补上的拙，因此除了做无用功之外，他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而且又因为他口才实在不好，成天又摆出一付傻了吧唧的表情，不会讨老师的欢心，所以尽管这个人优点很多，老实忠厚，待人诚恳，但是几乎所有的老师却都看不上他，因此他连第三批入队都没赶上。刘臣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这种连串的打击使得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对生活对前途对学校感到无比的失望。
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入队其实是和割韭菜一样，头刀割了还会长出第二刀第三刀，虽然好坏不同，但却都是韭菜。当最后所有老师认为还像点人的人都已经入队之后，没有入队的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差生了，刘臣就是这几个不幸的人之一。于是学校老师们为了照顾这些同学的面子，促进他们的进步，索性来了个忍痛流泪清仓大处理，在一个寒冷的冬季下午，在凛冽的寒风中让刘臣等人加入了少先队，随后为了考验他们入队的决心，大队辅导员马上让他们奔赴沙场——在操场上拣了一下午的塑料带，这使得刘臣他们的入队仪式有了一种火线入党的悲壮。尽管干了一下午的苦力，但刘臣同志依然兴奋异常摸着红领巾爱不释手，当天下午他还破天荒的请我们吃了一顿雪糕，直让我们感叹：原来太阳也有从西边出来的时候。
其实刘臣不知道——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入队这东西和邮票一样，都是版本越早越少越值钱。入团时也是这样，小学的时候入团老师挑三拣四比选飞行员还严格，初中时为了争夺一个入团名额还有人争的人脑袋差点成狗脑袋，但是到了高二以后，团员的地位就像苏联解体之后的卢布一样大符贬值。至少我在高二入团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班的团支书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我入团，而且提出的条件相当的优惠，不但请我大吃了一顿，而且还免费为我写好了入团申请书，只要我在上面签完大名就行。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并不一定要你去主动争取，只要你能耐心的等待，总会有一天它会自己跑到你的面前来，入队入团都是这样，甚至爱情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第十七章
在南门外小学呆了一个学期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所处的学校不像是学校，反倒是更像一个兵营，因为在这里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和对士兵的要求一样，都是第一服从，第二服从，第三绝对服从。“好孩子就要听话”，和电视里的东芝广告一样，从托儿所开始这一句话就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耳边。大概一个完美的学生应该是这样的，除了成绩优异之外，还要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让他朝东他不敢朝西，让他咬鞋帮不敢咬鞋底。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是因为纪律的严明而出现了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英雄，并赢得了每一场战争的胜利，但不知道要是学生都被教成士兵这样，将来长大了以后都会变成什么人。
我觉得我这个人要是当兵的话绝对能成为一名好士兵——虽然好多老师都认为我只配当一个兵痞，因为一名好兵应该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而我虽然其他很多方面的素质都很缺乏，但是尚武精神却是富富有余。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很遵守纪律服从名令，当然这只限于军训的时候，这一点我得到了不止一位教官的认同。后来老师老师在教训我的时候常拿这件事说事，说你小子在军训的时候腰挺的倍直为什么一到上课就成了捣蛋份子？当时我的回答是：因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而学生的天职不是。于是老师又问我：那你说学生的天职是什么？我如实回答说：学习。老师接着指着我的英语卷子问：23分，那你说你的天职履行了吗？
我当时深吸了一口气，说：履行了。
老师因此大怒，说：你履行了就考23分！
我对此的回答是：老师，我学习的是《孙子兵法》，十三篇我全都背下来了，不信你考。
因为我的这一言论，除了使我因为上课看课外书被罚站以外，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记住了我。一般来说，每当我换上一个新环境我就会干上一两件让老师和同学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当年和老师单挑就是其中之一，和高中英语老师之间的问答也可以算是一件。
整个小学一年级我们大伙都觉得过的无比憋闷，虽然我在那段时间里获得了我在小学期间大多数荣誉奖状。为了能早一点放假，我们那时侯心里甚至都有一点盼望期末考试的到来，虽然，那考试很可能是意味着一场暴风骤雨的到来。
一般在期末考试以前老师和家长都会对我们做出一番威逼利诱，告诉我们的千言万语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前进者有赏，后退者杀头”。虽然有这样的威胁，当期末考试到来时我们兄弟依然十分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自由马上就要来临了，高尔基说过“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也有一句名言“与其懦弱的活着，还不如勇敢的战死”，对某些过得不怎么舒服不怎么幸福的人来说，有时候死的确也算得上是一种解脱。当然，我们兄弟这帮人个个都属于那种没脸没皮的人，虽然在打架的时候个个都悍不畏死，但是因为考试成绩这点小事而寻死觅活，毕竟这么挂了是不会有人给你垫背的——当然，这一思想也只是在我们兄弟身上使用，其他那些有心上进、生性好强的同学则除外，毕竟对他们来说，分分分，就是命根。
每到期末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多劳多得”，因为我们期末考试的成绩是直接和我们的零花钱压岁钱挂钩的，分数的高低直接影响我们收入的多少。如果在考试中得了双百，那么除了得到家长的不断表扬以及会有充足的零食之外，我们的手头也会宽裕一些。比如像我在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考了双百，结果大人们一高兴给了在我当时来说花也花不完的压岁钱，着实让我过了个肥年。后来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就是在每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的时候故意将成绩考的底一些，然后在新学年的第一学期在好好考上一把，由此形成成绩上的对照，并造成我父母认为我是在不断进步的假象。后来我的父母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的对策就是在每次考试前对我许下许多美好的承诺，而在利益的驱使下我一般都会捧着双百回来，而后我的父母就会找各种理由推脱他们的承诺。对于我来说，这绝对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商战片，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
正式上学后我们迎来的第一个寒假对于刘臣同志来说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一切只因为他在期末考试中挂了“双红灯”，当他父母第一次看到自己儿子捧回的“鸡蛋”时，两个人的面部五官不约而同的都挤成了和刘臣考卷上的红叉一样恐怖的形状。当时正值海湾战争打得“如火如茶”（“如火如茶”这句话是引自我的一位老师的经典语录，茶是故意写错的，魏某人在废物也是知道是如火如荼的）的时候，刘臣和远在万里之外的萨达姆大叔一样，都是既遭军事打击又遭经济制裁，生活苦不堪言，二人要不是因为所在国家不同身份地位悬殊年龄差距较大而且语言不通，那么这两位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臣老板当年在分局托儿所的孩子中好歹也是一条猛虎，论起来也是个“大佬”级的人物，却未想到到了南门外小学以后竟然屡次被考场上的一张卷纸弄得晕头转向，还因此倍受老师的歧视同学们的嘲笑，生活同当年在托儿所时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当今社会，不管你远不愿意承认，任何人群聚集的地方都会自动的划分出阶级来，学生们也不例外，区分一个学生属于是那个阶级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的成绩单，这和看大人们的存款单金额来划分阶级是一个道理，而要是用成绩来划分的话，那刘臣无疑是学生当中绝对的“无产阶级”，也就是那些主要盘踞在班级的最后一排上课举手老师也看不见或是假装看不见回回交作业都会挨骂凡是老师只要提起他们脸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由圆变长的差生中的一员。
记得那次期末考试之后，整个寒假我们都很少见刘臣出来玩，即便是出来，他一见我们就是唉声叹气说自己倒霉，可惜的是成绩这东西凭的是实力，和运气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也就不存在转运的可能。这个现实对于刘臣他来说未免有些残酷，但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和抗战一样漫长的八年时光等着他，而且他以后遇到的倒霉事还会更多。对于刘臣来说，在学校这种地方，他要么像恐龙一样灭绝——估计这正是老师们所希望的，要么就得像蝎子蜈蚣土鳖蛐蛐一样适应这种环境，然后躲在暗无天日的地缝里活下去。刘臣显然不属于前者，因为，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身体非常的强壮。对于这种生活，不但刘臣要适应，刘臣的父母也要学会适应——如果不想被儿子残不忍睹的成绩气死的话。这一点刘臣的父母做的不错，在经历最初看到儿子捧回“鸭蛋”的愤怒与不满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刘臣捧回的鸭蛋的不断增多，刘臣的父母对此也渐渐习以为常，儿子的成绩在烂，顶多也就是说上一句“怎么搞的？”而不会像一开始那样“莫名惊诧”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当时刘臣的父母也想的很开，既然儿子不是考大学的那块料，那就让他混个初中毕业然后在在凌源劳改分局下属企业里找份工作，实在不行就去接他爸的班，反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饿不死人。
在我的记忆当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教一二年级的老师，凡是我知道的，几乎个个都像个“事妈”，什么都管，当时我的那位好班主任也不例外。对于我们来说这实在是让我们讨厌。当时的老师个个都像是克格勃，整天都围着我们这帮孩子转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弄的我们都不敢在学校里进行“多兵种联合军事演习”，因为那样的话会被老师当成是大群架而把我们给拎到办公室罚站。
那个时候想一想实在是没多少东西值得怀念，能让我记住的只有两样，一样是电视剧《小龙人》，一个就是当时教我画画的可以说是老师的人，张三。
以我们当时的眼光来看，《小龙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完美的电视剧，至少在现在没有一部电视剧能吸引我宁可冒着不完成作业被找家长的危险去观看。当时满大街的孩子都在或是嘶吼或是轻哼“我是一条小青龙，我是一条小青龙”，为此我们的班主任还被我们取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并没有恶意的外号“鹦鹉婆婆”。至于我的那位美术老师——说实话，要是称他为老师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辱斯文，但他确确实实教过我画画，称之为老师并不为过。之所以说是有辱斯文，是因为我的这位老师不是一个正常人，确切的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疯子，也就是大家在街上常看到的那种衣衫褴褛成天胡说八道有时还会打人毁物的那种人。
张三为什么叫张三，具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大人们都这么叫他。疯子张三和老建筑物上的标语一样，是文革期间的产物，也就是说他是在文革期间发疯的。据老人们讲，张三原来就是红卫中学的一名学生，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受了刺激，在课堂上突然发疯，然后他的家人就在一场大火之中全部丧生，由于他当时还在外面发疯所以躲过一劫。我们这的老人们都相信，张三是一个深受上天保佑的疯子，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不死蟑螂，不像圣斗士星矢只是一个漫画中的人物。这么多年冬去春来，张三一个人在外流浪非但没有冻死病死，反而身体越发强壮，直叫人怀疑他是不是倒练过《九阴真经》。当年这张三在学校时，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还专门学过画画，后来虽然人发了疯，但是画画的水平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这一方面他有点像梵高。
做为疯子，张三是我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一个，首先他是我们这里的疯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