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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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
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
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
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
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
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
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
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
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
《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
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
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
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
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
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
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
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
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
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
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
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
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
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
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
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
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
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
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
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
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
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
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
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
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
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
‘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
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
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
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
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
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
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
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
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
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
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
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
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
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
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
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
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
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
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
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
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
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
“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
·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
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
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
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
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
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
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
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
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
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
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
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
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
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
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
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
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
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
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
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
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
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
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
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
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
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
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
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
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
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
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
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
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
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
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
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
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
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
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
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
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
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
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
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
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
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
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
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
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
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
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
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
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
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
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
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
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
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
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
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
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
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
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
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
祠部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
‘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
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