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文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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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窗根上，却被一片小小的积水所阻，彷徨一阵，行列便折向下面，成了一个犄角。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雨脚忽然收了。厚重的云堆慢慢移动，漏出一角石青的天，洒下一片炙人的阳光。是羞于照临这不洁的都市吗？有如一个娇怯的姑娘，刚探出头就又下了窗帘。于是留下了阴黯─—仿佛比先前更浓的阴黯。且多了一种湿腻的燠热，使人烦躁。
雨又急骤地落下，忽然又停了。
傍晚倚窗。新晴的天，西边红得出奇。我忧郁地记起乡间老农的传说：这是“大水红”，预告着水灾的。
满地积水，将一条街化装成一道河，只是中间浮着狭窄的河床。这虽是江南，而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滴足以润泽灵魂的甘泉，有如置身戈壁；眼前的一片汪洋，就得到了许多孩子的喜爱，他们跣着双脚，撩起裤管，正涉着水往来嬉戏。
公共汽车如大鲸鱼，泅过时卷起一带白浪，纷飞的珠沫，还有清澈可听的激响的水声，孩子们的哄笑送它逐渐远去。黄包车渡船似地来往，载渡一些为衣冠所束缚而不愿意裸露腿脚的行人；而一边却另有一群苦力，身体倾斜，用他们酱色的臂膀，在推动着一辆为积渚所困的雪亮的病车，这意外的出卖劳力的机会！
一个赤膊者伫立在人行道边，用风景欣赏家似的姿态静静地看着这奇异的水景，看了一阵，就解下颈上乌黑的毛巾，蹲在水里洗起脸来。另一个少年却用双手掬起水来喝着。人世间的一切，对他们仿佛都是恩惠。
可是我想起了早上从新闻纸上得到的一个印象，─—那是一个关于雨的故事。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战争夺去了亲人，留着他孤单的一个，开始流浪生活。他辗转飘泊到这五百万人口的城市，贩卖糖果。可是生活程度跟着季候的热度飞升，几天的淫雨又困阻着谋生的路，仅有的本钱经不住几天坐吃，空空的双手，空空的肚子，生计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崎岖多歧的人生路上，他选取了最难走然而最近便的一条，一脚越过了生的王国，跨进了死的门阈。
年轻的灵魂淹没在一片水里。─—生命的怯弱呢，雨的残酷呢？……
晚间，有撩人的月色。云鳞在蓝空上堆出疏落有致的图案。
积水似乎浅一点了，人行道上已经可以行人，只偶有汽车从水中驶过，还受着浪花的侵蚀。
从未有过的宁静。风吹起一街涟漪，迎月光闪耀着银色，远处的微波摇动街灯的倒影。是这样奇异的幻觉的水国风光，缺少的只是几只画舫，一串歌声了。
转过街角，我解放了几天来拘羁的脚步。
很少行路人，除了我前面的两个：一个挟着蓝花布的破棉被，一个拿了席子和扫帚。是找寻什么的？他们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就四处察看，沉默如同一块顽石镇在他们身上。到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他们停步了，一个用扫帚轻轻扫了几下，就在地上摊开了卷着的席子；另一个也就铺上棉被。
“今晚还露宿吗？”我不禁吐露了我的疑问。
“唔，在屋子里就得饲臭虫。”拿扫帚的咒诅似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是胡桃似的多皱而贫血的脸。天上的云在厚起来，月亮一时隐没在云里了。我低低他说了一句，近乎自语：“天恐怕要下雨。”
他自始至终连正眼也没有看我，“下了雨再进屋里去吧。”咕噜着算是回答，身体却已经在潮湿的地上倒了下去。
“要生病的。”可是我没有勇气再开口了。病魔对他们算得了什么呢？
我这才看见，不远处早有一个露宿者在做着好梦，连席子也没有，垫着的是几张报纸，已经完全湿透了，入梦的该是一身稀有的清凉吧？再走过几步，一家商店的门前又躺着四五个，蜷缩着挤作一堆。─—上面有遮阳，底下是石阶，那的确是燥爽的高原地带，不会有水灾的。什么幸运使他们占了这样的好风水！
多么残酷的生活的战争呵，可是人们面对着战争。他们就是这样地活着，并且还要生存下去……
夜半，梦醒时又听到了奔腾的雨声。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
我要控诉
我要控诉
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大美晚报·夜光》编辑朱惺公先生被暗杀了。这是汪精卫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者，是新闻记者被他所杀害的第一个。
死者在生前曾经接到过恐吓信，上海所有不被收买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坏“和平”相诘责，以支持抗战为炯戒，这发信者正是汪精卫的忠实的党徒。但恐吓所得的反响是一致的轻蔑，坚决的行动。只有朱惺公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加以答复和驳斥，于是他招来了恨毒：两个暴徒挟持着，另一个从容地用手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加以击杀。事后汪精卫却命令林柏生出面来替他洗刷血污，还指朱惺公先生为“共产党式的作者”。─—即使共产党可以入人于罪，这也是无耻的构陷，朱惺公先生死去了，他的文字还在着的，它们将为杀人者的罪恶作证。
死者只是一个毫无抵抗力的文人，他只有一支笔，一点对于祖国的忠诚。拥护抗战到底的政策，反对卖国求荣的“和平”，也许是他的罪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无辜的，他是清白的！
不料人心的险毒和卑劣竟至于如此！对以武力侵入我们国土的仇敌奉行“和平”；对自己徒手的爱国的同胞，却实施暴力。
对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策，还能说什么话呢！假如正义在世间尚可托足，人性还不至沦于末劫，那么即使被杀害者的血汇成洪流，也无从冲淡人们的憎恨─—那不可形容的永久的憎恨。两年以来，中华民族正倾全力以与敌人搏斗，求生存者，对牺牲决不会吝惜；倘使一个民族的生存，可以毫无代价地取得，这生存也就不足珍惜。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惺公先生这样的牺牲是冤屈的。他不死于敌手，却死于我们的内奸─—侵略者的鹰犬的手里。求仁得仁，他以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志愿，却替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悲愤。不，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原谅我的质直，朱惺公先生生前所发表的文字、所表现的思想，我是很少同意的。对菊吟诗，剖瓜寄慨，那种旧文人的作风，在较为年轻的一代中，怕是也很少同意的吧？尤其是那对于恐吓者的公开的答复，剖白心迹，表明行径，对着暗中射来的冷箭，袒胸露腹，毫无隐蔽地挺立于壕堑之上，其实分明可以看出这不是个有谋有勇的战士，不过是一个梗直的义民罢了。然而他也竟逃不过毒手！从这里我们明白了“和平运动”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究竟要将中国摆布到什么地步！
可是让我们以最大的敬意献给死者吧，因为他的死，证明从容赴义，毕竟是人类可贵的情操。我们不能不奇怪的是，同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副刊编辑的殉难，一周以来，为什么上海各报的副刊上竟没有一点表示？唇亡齿寒，纵不为公理与正义，也应当为自己呐喊一声吧。看看《夜光》中读者哀悼的热烈，我相信投稿者决不会没有的。敬爱的先生，你们何所为而沉默？尤其是平时慷慨激昂的副刊，《剪影》和《浪花》上动辄骂人为“汪精卫”，比人以“张伯伦”的前进的作家们哪里去了？
是的，行动胜过语言，战士在冲杀中未必一定大叫；但谁也无法否认，语言也正是行动的一种。躲在壕堑里是可以的，但他本身必须是战士。对暴行的噤默，却是对战斗的回避。
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
西苓纪念
西苓纪念西苓逝去已经半年多了。早就许了心愿，要写点纪念文字，可是一提笔总觉得笔尖沉重，反而无话可说。在战争中，过多的生离死别刺激着我们，使情感日渐麻木，西苓的死讯就没有使我流过一滴泪。可是许久以来，他的影子却一直在记忆里浮现，鲜明而且生动。我这才觉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来还潜流着这么脆弱的感情。
这悲哀也不仅仅因为失却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亲，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悉中国电影界情形的，怕谁都有一个更其痛切的联想：西苓的去世，对荒芜的影坛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损失！
人世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惋惜的：一个应当活着的年轻人，却为疾病所俘虏，仅仅两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带走了一切，爱情、事业、彩虹似的理想……
看过《船家女》和《十字街头》的电影观众，我想多数是知道沈西苓这名字的吧。在电影界，直到今天，可以贡献一点像样的作品的导演，只是寥寥可数的几位，西苓正是其一。他后期创作的光辉的成就，已经毫无愧色地可以在电影史上占有一页。而他的艰苦的经历，也正好反映了中国电影事业从落后到进步的一段行程。
我们这社会是一个顽固的堡垒，现存的秩序俨然像一方巨石，镇压着一切新生的嫩芽。可是“一·二八”前后，电影界也吹动了春来的风信，报纸和杂志上，到处发出一种喊声，解释着电影教育的重要，要求转变，要求进步。若干先进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拓荒者的热忱和信心，开始向这荒地上移民。西苓就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但他几乎一直受着排挤。虽然他的毫无矜饰的面容，毫不雕琢的动作─一宛然分明袒露的胸襟，使人一望而知是无须加以戒备的好人，但在守旧者看来，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危险的势力。
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是西苓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不幸失败的作品。他最初担任的工作是置景，从布景师到导演，经过艰难的争取，而许多人也正在热心地期待着他的失败，来证明他们“新人物到底不行”的理论。现在这理论有了根据，一时公开的讥讽，背后的嘲笑，几乎要将他淹没。连公司里的三四流演员，都没有一个愿意再受委屈，在他的导演之下演戏。
“想法子弄一笔钱，把这倒霉的片子买下来……”西苓好几次沮丧他说。─—这计划自然没有成功，他只好低下头再去尝试。
一种难言的屈辱，他隐忍过去了。他的全部活动只蕴结着一个欲望，那就是作品的完美，因为他的成败不只是个人的成败。在第二部作品里，他引用了全部和他境遇相似的新人来演戏。那结果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就。当他的新作第一次试映完毕，在戏院的走廊上，一位极有声望的先辈热烈地握了他的手，激动地说：
“西苓，我祝贺你，你成功了！”
西苓羞红着脸，像一个女孩子，蹙（JI）地连一句谦逊的话也说不出来。接着他的身边就围绕了一群大明星，有如众星拱月，同时含笑为贺，说是希望有在他下一部作品中担任一个角色的幸运。
那片名叫做《上海二十四小时》，剧本出自一位隐名的左翼作家之手。但到后来公映的时候，据说因为是“宣传赤化”的作品，被剪删得面目全非。其间还引起许多风波，几乎逼得西苓不能再当导演。
试映新片的时间照例在夜半，─—电影院的营业时间以后，到试映完事，天光已经发白了。我们从子夜的街头跑回去，西苓只是反复地感慨：
“真厉害，这样的做人，真厉害！”
是的，“这样的做人”！世故与流俗的泛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洪流里，连最低限度的洁癖，也常常受着迫害。
朋友中间，西苓以软弱出名。但他也有他应付环境的方法，那就是坚韧地忍受，沉着地进攻。渐渐地，他学了一点乖，懂得了怎样使自己减少吃亏的诀窍；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名，在制片工作上得到了许多便利，同时他的作品的成就也更显著了。但因此好像也就引起了一点不满。─—意思大约是“阳似谨愿，阴实圆滑”之类。这也并非对于西苓特别的苛刻，我们都有一种习惯，对于坏人容易宽恕，对好人却总是取求全责备的态度。仿佛在这样的世道里面，要使它改善起来，老实人就应当始终吃亏。
我曾在电影界混了好几年，一踏进那圈子，最初认识的就是西苓。在这一段不算很短的年月里，除却洞察了许多驳杂的世态，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也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我和西苓辗转在三个电影厂服务，也几乎三次都是同时进退的。同样服役于人类理想的志士，革命者的热烈使人感泣，学者的庄严使人起敬，而艺术家的亲切使人生爱。西苓属于后者，生活里并且保留着成年人所极其缺乏的天真──在无须拘束的场合，他常常一高兴就蹦跳起来，习惯地摹仿米老鼠的跳舞。这瞬间，恰如电光的一闪，在生命深处照出了潜藏的童心。他的真挚使人易于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谈笑往还，也可以不必掩藏自己的幼稚和可笑，彼此倾诉一点私事，从而得到温暖。
有谁理解无垢的友情的吗？它正是生命里的一掬甘泉。
三年余来的战争，对于刚刚走向健康的中国电影是一个大打击。当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支持着中国电影进步一面的工作者，都浮云似地吹散了。在初寒的天气，我黯然地送走了一大批朋友，西苓和他的姊姊沈兹九，他的爱人，还有打扮得像商店伙计一样的蔡楚生。他们装作不相识者，坐着轮船驶出了敌舰纵横的吴淞口。
在西苓临走的前些时，几乎每天都见着面。他在意兴阑珊中带着兴奋，那是因为他跟熊辉的情感已经成熟。西苓的婚姻有缺憾，男性的温柔无从寄托，是为若干接近的朋友所知道的，但他跟熊辉在将要结婚之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进行得很秘密。戏剧和电影工作者的两性问题是洋场才子发挥才情的好资料，也正是他们仗义执言的好题目，一被人家知道，就会闹得沸反盈天。我懂得，这也正是西苓近年来学得的小乖。两个人中间的私事，自然也无须学时髦人物那样的特别张扬，用以表示自己的浪漫。但这时候他开始带着一个极其好看的女性到我家里来了，在决定离开上海之前，他本来还预备暂时迁居隐避，而找房子也跟她在一起，我这才知道了此中的消息。等他们决定走了，我请他作了一次小叙，算是送别，也是祝贺。西苓不善于饮，这一天却喝得醺醺大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