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文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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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6日作
选自《叶圣陶散文乙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今天天气好呵！”
“自由谈”，这是一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 方面又有多少多少条的律文，禁止人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夹迫之下，那里还有“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字，都是苟存在这双方夹迫的狭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他烂掉：文字呢，劈版，收毁，禁止投递，他的灾难何止一端。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就变得异样地机警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夹迫的狭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人的必修科目。对于这科目修习得太到家了，有时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狭缝收缩得更狭一点。试举一个例子。近来北平有许多学者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免遭日本飞机大炮的蹂躏；但是在他们的意见书里，却只含胡地指称“敌人”，绝对不见“日本”二字。他们大概这样想：若在这“未雨绸缪”的意见书里交代明白，说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难堪了。
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和甲事乙事有关的赵君王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也许会冒犯了这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这还是不行。“推车着壁”，只有说天气好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呵！”
原载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申报·自由谈》
从焚书到读书
作者：叶圣陶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生来便有所谓“智慧”。以有智慧故，从最初劳动时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进化而为互通情感的语言，由语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记载事物，便又产生“书”这一类东西。
书，又是奇怪的东西：说它可爱呢，它确能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所得到的经验和理论都告诉了后来的人，做后来人努力的方向。说它可恶呢，自从它把经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便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恶这一点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觉到了，他便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
但究竟这手段太激烈，不久便有不读书的刘项，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他们知道既然有了“书”这件东西，要根本毁灭是不可能的，与其“焚”，还不如索性教人家“读”，不过“读”要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方法，于是便找出了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定名为“圣经贤传”，其他诸子百家便是“异端邪说”，都在“罢黜”之列，更定下一个“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否则读着异端邪说的书，便是“非圣无法”，可以使你身首异处。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着。
政府的煌煌明令，学者名流的谆谆告诫，都是说“青年应该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没有说，大概便因为有所谓“标准”在，不用细说了。合乎标准的，有文凭可拿，有资格可得。不合乎标准的书籍，便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是异端邪说，教师不敢介绍，书店也不敢刊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口号和以前不同了：“非圣无法”现在简称为“反动”，“……唯有读书高”现在一变而为“读书救国”了。
从“焚书”到“读书”，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精神是一贯的。我们不知道教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
原载《中学生》１９３２年１月号（未署名）
我们与绅士
作者：叶圣陶
一
知人论世，立身处事，都必须取一种态度并用一种方法。
我们所取所用的是这样子，别人所取所用的也可以这样子。谁能够要求“专利权”呢？这样，可以说在某一桩事件某一个问题上，我们与别人步调相同；但不能说谁附和了谁，谁利用了谁。这道理浅显不过，不用申说。
但是，在苏州颇有人传说，我们《苏州评论》社的人包围苏绅的某派，同时立言持论都为某派张目。证据呢？某派不满从前的教育行政人员，而我们也攻击从前的教育行政者；某派似乎有澄清苏州的意趣，而我们也号召“改善苏州”。
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在某派的旗帜之下，达到我们的目的；说得坏一些，就是我们想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说得更坏一些，就是我们想迎合着某派，借此图点私利。
我们不希望有人从更坏的一层意思来说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徒然自己表白他们的“小人之心”而已。至于我们想不想在任何派绅士的旗帜下达到我们的目的，以及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是否有点儿好处，就在后面说。
二
现在先论绅士之分派别。绅士者，或者世家子，或曾作官，或登从前的科第，或得晚近的学位如时人所称为“洋翰林”者，或营盛大的商业，或有一二百亩乃至几千亩的田产。
总之绅士是地方的特殊阶级，与一个小学教师、布店伙计固然不同，与一个泥水匠、机织工尤其不能比类。他们因利害的关系，亲疏的关系，历史的关系等等，这几个人团结在一起发议论办事情，那几个人又另行团结在一起发议论办事情：这就分派别了。两派当然不能一致，于是不免彼此攻击。
绅士阶级出面谋事，当然也会得到福利，但是这福利只属于绅士阶级。至于地方上，即有沾润，亦微细极了。然而绅士偏欢喜说为地方上谋福利。我们不愿存“小人之心”，不妨相信他们良心上的确如是想。但是，他们的立脚点不对啊！
立脚点是绅士阶级，无论如何不能为地方上谋得充分的福利。
小有好处，他们就板起施与者的面孔来。谁甘愿受施与呢？事关公众，他们往往代当了家。谁委托了他们呢？他们那种不自觉的傲慢，没来由的守旧，就可以给人家造成不少的损失。
如或存心鱼肉别人，那更不堪问了。
回过来说我们《苏州评论》社。比方苏州绅士有两派，我们想同他们鼎足而三么？或者有三派，我们想充“三缺一”里头的“一”么？不，决不。第一个原因，自然在我们并不是绅士。第二个原因呢？以下详说。
我们结社，我们纠合同志，在别人看来自然也成为一派。
但是这个派与绅士之某派某派的性质根本不同，所以不得与他们等列齐观。他们的立脚点是特殊阶级，我们的立脚点是一个市民，一个苏州的市民。我们希望泥水匠、机织工、布店伙计、小学教员，乃至所谓绅士等，各以一个市民的资格来图谋苏州的事业，把苏州改善，因而各得其应享的福利。这当然不是立刻就办得到的事。所以我们要鼓吹我们的主旨，使它渐渐成多数人的意思。直到大家都相信应该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就实现了。一个地方，唯有做到这样，方是个永久长进的地方，十分健全的地方。一个市民，唯有努力促成这样，方是个爱地方的市民，真爱自己的市民。
试问，绅士的某派某派，也作如是想么？
试问，在任何派绅士的旗帜之下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么？
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会有什么好处么？
如其相信我们是言必由衷的，一定知道我们是决不愿意去走那些无益的路径的。
三
看了我们上一节的文章，须知我们所不满意者不是姓张姓李的个人，乃是姓张姓李的个人以绅士的资格来图谋地方的事。姓张姓李的如其舍弃了绅士的资格，他们的市民资格还在。他们若以市民资格来图谋地方的事，我们就绝无不满意。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
在全体市民尚未一致起来的时候，地方事情当然还在绅士手里。这当儿，自信无他而确想服役于地方的绅士，实在很有可以用力之处。他在社会的眼光里是绅士，可得到许多的便利；但是他自认只是一个市民，就避免了阶级的过恶；这样，成绩自然不会差。如其有这样的绅士，我们也相当的赞许。这是应注意的又一点。
四
但是所谓“自信无他”这句话太没凭证了，利用社会眼光里的地位也未免欺人。贤人政治是反社会的，已不适于人类思想既经解放到社会本位的现代。
所以我们又这样说：从市民这方面，决不该希望有“其心无他”的绅士出来，把大家的担子都挑了去，让大家躲在一旁专待他赏赐福利。市民只该及早觉悟，地方的事非市民起来图谋不可，于是真个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得地方与自己的种种福利。
１９２６年８月３１日发表于《苏州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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