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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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冲突和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绘，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物都显示了他的作为社会人的丰富内容，以各自的遭遇和命运激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周朴园正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而非实在的东西。科学并不研究真实世界，它只研究“思维，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鲁贵是一个不识羞耻、趋炎附势的奴才，在他和周朴园这两个人物身上，作家所投射的憎恨是极为鲜明的。性格更为复杂和矛盾的一个人物是繁漪，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显示了曹禺优异的艺术才能。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家曾说：“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注：《〈雷雨〉序》）。作者用力刻划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作家曾说：“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乘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注：《〈雷雨〉序》）强调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同情象繁漪这样人物的内心苦闷，当然都是应该的，但说她的一切是“值得赞美的”，她的心灵是美丽的，则表现了作家在着重控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于人的摧残和损害的同时，对这些人自身的弱点缺乏批判，并且给予了过多的同情。对繁漪是如此，对周萍也是如此，象周萍这样一个具有苍白空虚的懦弱性格、一切都打着他那个家庭出身的烙印的人，作者在他的结局的处理上，显然表现了不应有的同情。周冲的年纪尚小，他生活在飘渺的憧憬和梦幻里，对现实缺乏深切的理解。这个年青人最后的惨死，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一切美好愿望的对立，同时还暴露了这个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
除了精神上、物质上都依附于周家的鲁贵以外，鲁家其余的三个人物都是属于社会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鲁妈和自己的女儿四凤的几乎相同的经历，深刻地说明了在那个社会里这些平凡善良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虽然鲁妈对有钱人怀着仇恨和警惕，但仍旧无法阻止女儿走上她所恐惧的道路。四凤对社会现实是无知的，鲁妈和四凤是那样纯朴出：“若实见太极，上面必不更加‘无极’字。”明清之际王，容易受骗，因而她们母女的遭遇与繁漪、周萍不同，就更强烈地引起了人们的同情。鲁大海这个人物虽然写得还不够丰满，但作家对他赋予了很大的热情，这是体现作家社会理想的形象。他粗犷，有力，最后《雷雨》中的那些人都毁灭了，他却走向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鲁大海的出现给作品的阴郁气氛带来了明朗与希望。
由于作家主观上对产生这些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当时还缺乏科学的理解，把悲剧的原因解释为“自然的法则”，认为“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注：《〈雷雨〉序》）这种思想认识影响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程度义书》的注等。，并且带来一些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弱点。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未删之前，这种影响更为明显。例如以性爱与血缘的伦常纠葛来展开戏剧情节的处理，不只有艺术上使人感到塑造的刀痕，甚至如作者所说“有些太象戏了”（注：《〈日出〉跋》），而且也反映了当时作家对支配人类悲剧的力量的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但由于遭遇对他所写的生活非常熟悉，爱憎分明，剧中人物的真实刻划，读者或观众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如果说《雷雨》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成功地概括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前后三十年的腐朽堕落的历史；《日出》则在有限的演出空间内，出色地表现了包括上层和下层的复杂社会的横剖面。从《雷雨》的暗示所谓“自然的法则”到《日出》的描写实际操纵社会生活的一种黑暗势力，说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有了显著的进展。在《日出》的《跋》中，他说：“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羯那陀（Kanāda）又译“迦那陀”。又名“优楼迦”（Ulūka，，把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那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可见他确是对那个腐烂社会抱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极端憎恶的感情。《日出》所写的是三十年代初期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都市，它表现了日出之前那种腐朽势力在黑暗中的活动。《日出》中四幕表现了日出之前那种腐朽势力在黑暗中的活动。《日出》中四幕戏的时间分配是：黎明，黄昏，午夜，日出。这也说明了作家在黑暗中迫切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他说：“果若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甚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注：见《〈日出〉跋》的最后一个注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9月北京第1版《日出》删掉了这一注释）说明作家的确是在努力用他的作品袭击和摇撼那个他所憎恶的制度。
《日出》中的气氛是紧张而嘈杂的，这是当时都市的生活气氛，也是日出之前的时代气氛。随着剧情的开展，紧张的矛盾冲突一下就把人抓住了。剧本包括了都市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往在旅馆的“单身女人”、银行经理、博士、流氓、妓女、茶房、富孀、面首等等，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性格、文化教养各不相同学大盛。董仲舒治《春秋公羊传》，创今文经学；刘歆请立古，人物比《雷雨》多，生活面也比《雷雨》广阔复杂。通过性格化的语言，这些人物都能以各自的鲜明形象吸引着人们。剧情展开的地点是陈白露和翠喜的房间，这两个妇女虽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不同，但她们都是被侮辱的女性，是那个罪恶都市的产物。选择这样的地点来展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画面，也说明了作家艺术构思的巧妙。剧情是围绕主要人物陈白露展开的，她一面联系着潘月亭，由此揭露了上层社会的罪恶与腐烂；一面又联系着方达生，由此展开了下层社会的痛苦与黑暗。陈白露这个“交际花”，年轻美丽，高傲任性，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又追求舒适和有刺激性的生活，清醒而又糊涂，热情而又冷漠。她在脸上常常带着嘲讽的笑，玩世不恭而又孤独空虚地生活在悲观和矛盾中。这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在她身上也有一些为一般交际花所没有的东西，善良和正义还没有丧失净尽，因此她除了与潘月亭等人厮混外，还会为了“小东西”而作出对付黑三的那些举动，同时也才能与方达生仍然在感情上保持联系，但她“游戏人间”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结果只能在日出之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潘月亭的活动中，可以看到当时都市经济恐慌的面貌：工厂停工，银行倒闭，地皮跌价，公债投机盛行。他与李石清针锋相对的紧张搏斗，正显示了这些人物的丑恶灵魂和已经面临的没落命运。与此相对照的是黄省三全家服毒的惨剧，在黄省三和李石清的对话中，非常有力地表现出了那个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通过剧情的紧张进行，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得到了清晰的刻划。方达生出现在旅馆里的那些人中间，显然不很协调，但他的拘谨的书生气，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却又使人感到他与陈白露的感情联系的可信性。而且由于他的出现和“小东西”的遭遇，这才使作者所要描绘的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画面更加完整。方达生是一个缺乏社会经验而又有善良愿望的知识分子，他要感化陈白露，又要援救“小东西”，碰壁之后还立志要“做点事，跟金八拚一拚”。作家把砸夯工人的集体呼声当作日出后光明的象征，他说：“真使我油然生起希望的还是那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象征伟大的将来蓬蓬勃勃的生命。”（注：《〈日出〉跋》）这说明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劳动者的身上，虽然剧中并未出现工人阶级的形象，那种砸夯的呼声主要是烘托了气氛，但方达生最后迎着上升的太阳和向着工人歌声的方向走去，却产生了一种暗示的作用。这个人物虽然还有许多缺点，但作者是把他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他在剧中的出现，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作品还描写了顾八奶奶的庸俗愚蠢和故作多情，李石清的狡黠毒辣和洞悉人情，从黑三的凶狠残忍中衬托出了金八的势力，从翠喜的悲惨境遇和真挚感表中写出了下层人民的善良。通过这许多成功的舞台形象的描绘行星由静止而开始运动的某种外在力量。，作者把“不足者”与“有余者”之间的矛盾作了充分的揭露。这个矛盾社会的操纵者就是没有出场的人物金八，正象代表光明而同样没有出场的工人一样，这个人物也未获得形象的力量。但就全剧所显示的剖面看来，他当然是一个拥有实际势力的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代理人，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日出》这部作品的矛头就是直接指向这种势力的。戏剧进行到结束时，显示阳光的出现已经不远，“有余者”濒临末日。
《雷雨》、《日出》以后，曹禺的创作视野一度扩大到了农村阶级斗争方面，他于一九三七年写了《原野》，这是一出描写农民向土豪复仇的悲剧。但由于对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剧本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却不成功。作者企图把主角农民仇虎写成一个向恶霸复仇的英雄是上帝权力的记号；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人的心灵主观自，但这个人物被作者所加的复仇、爱与恨、心理谴责等因素神秘化了，他只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力量的象征，失去了丰富复杂的社会性格。而且在最后一幕布置了过多的象征性的环境气氛，黑的原野，莽莽苍苍的林子，增强了神秘感与恐惧感，却削弱了剧作的现实性。在这幕戏中还出现了阎王、牛头马面、鬼魂一类幻象，虽然这里也表现了一些统治者的法律的残酷性，以及在阶级压迫下农民的某种精神状态，但作家的意图却在写仇虎复仇以后的恐惧和心理谴责，这就把许多神经质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加在仇虎身上，损害了这一形象的真实性。《原野》的前部分写得比较成功，焦母的形于辞色的暴戾，花氏的埋在心底的倔强，都很细致动人。语言机智而含蓄。但就整体说来，这一作品的现实性是比较薄弱的。
抗战初期，由于作家对民族解放前途的瞻望和爱国主义的激情，他写了歌颂战争中社会进步的剧作《蜕变》（一九四年）。剧本写一个腐败的伤兵医院由于有一个热诚负责的丁大夫和一个来视察的梁专员，使这个医院在短期内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很好的为伤兵服务的机构。作家以很大的热情塑造了丁大夫这一光辉的形象。她富有正义感年到联邦德国任教。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是沿着，对国家民族有真挚的爱，在抗战爆发后社会现实的变化下，她的思想和工作态度也起了很大变化，她热诚地愿为伤兵贡献出一切力量。这个人物性格鲜明。剧中对那些旧的社会渣滓（马登科和“伪组织”等）也揭露得相当深刻，因而前面部分真实动人，富有艺术感染力。《蜕变》的主要缺点在于梁专员这一人物脱离了典型环境和社会现实根据，因而使后面的情节发展失去了真实性。剧作家后来自述，梁专员这一人物是根据他在抗战初期所见到的一位老共产党员塑造的（注：《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号），这样的光辉性格在现实中当然是有的，但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却不可能掌握行政权力而且无所阻碍地改造一切，这就使剧情显得架空。《蜕变》的故事由严冬的时节展开，到四月的春季结束，表现了作者对抗战中社会变革所寄托的希望。但历史的进展证明“蜕旧变新”不得不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作家当时对社会变革过程显然理解得过于简单了一点。
曹禺所期待的蜕变落了空。他看到真正的阳光并没有出现，映照在天上的只不过是雷雨之后的残虹，失望之余，他怀着悲哀的心情写了《北京人》。它以抗战前北京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为题材。剧中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内心苦闷。在家人亲戚之间的矛盾与相互倾轧中，观众深深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昏聩自私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展的产物——人脑的机能。其自然观虽未超出机械唯物论的，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腐烂死亡的必然性。《北京人》所写的是时代的悲剧——新与旧的矛盾。但由于新的一面写得比较朦胧，结果着重写出的只是旧的自身的腐烂。而在暴露旧家庭的腐败方面，吸引人注意的好象倒是曾皓同思懿在家庭经济和家事安排上的矛盾，这就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暴发户杜家虽然是促使曾家解体的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