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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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会之外，臧克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诗坛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农村里，从小熟悉农村，热爱农民，所以他的诗篇多为歌唱农村之作。一九三三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恶的黑手》。这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臧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因此立刻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并且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臧克家的诗有其独特的风格。他不用柔曼的音调来诉说个人的哀乐，也很不用热烈的呼声来抒发对于旧世界的愤懑，而是以经过锤炼的诗句，抒写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坚忍，让读者从咀嚼和回味中体会诗人深沉的感情。《难民》和《老哥哥》写出农民悲痛的遭遇，《村夜》和《答客问》描会了三十年代前期北方农村的动乱，语多含蓄，笔有藏锋。诗人有时也以暗喻的手法，以启发人们的深思，例如收在《烙印》里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这里歌咏的是一匹老马，轭下的生活却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来农民背上的苦难的重荷。全诗朴素凝炼，间行押韵，音响沉着而又不流于板滞。《歇午工》和《洋车夫》发表当初都曾传诵一时。《洋车夫》刻划入微，结尾处突然发问，使全部描写集中在一点上，读来使人从心底里感到痛楚。《歇午工》更是独具匠心之作，出语清新，造境浑朴，虽然把生活写得过于无忧无虑，全诗主旨却仍然是对劳动的赞美和歌颂。
臧克家热爱劳动人民，有时不免把他们的缺点也当作美德来歌颂，例如对农民的坚忍就有揄扬过分之处。不过诗人也有一些迸发着反抗火花的诗篇。臧克家曾亲身参加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革命失败后度过一段流亡生活，这使他能够在表面平静的土地上看出斗争的波澜。虽然《生活》一篇极受闻一多的称道，但诗人笔下的现实并不是永远灰暗的，他曾以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篇预告了革命的即将到来。《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罪恶的黑手》就正是这样的诗篇。在《天火》里，诗人对“要从死灰里逼出火星”的反动统治者提出警告：“到了那时你得去死，宇宙已经不是你的”；在《不久有那么一天》里，他告诉人们：“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而不久就会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罪恶的黑手》一诗揭穿了帝国主义掩盖在宗教外衣下的罪恶实质，也热情歌颂了工人群众的伟大变革力量，帝国主义者在都市的道旁修建教堂，想用宗教来麻醉群众。但是“神圣的教堂”只是那些“手上还留着血的腥臭”的屠伯们，或者是那些“在现世享福还不够，为来世的荣华到此苦修”的寄生虫们去的地方；而这，与眼前的这一群工人是无干的：“他们在一条辛苦的铁鞭下，只忙着去赶契约上的时间”。大海会起风暴，古井会出波涛，工人们驯服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那时他们会
用蛮横的手撕碎了万年的积卷，
来一个无理性的反叛！
“太阳”也会“落到了罪人的头上”。诗人的预言不是一个缥缈的空想，这是有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所以它是那样理直气壮而富于感人力量。
《罪恶的黑手》结构绵密匀称，形象鲜明生动，在和谐的韵律里有着奔放自如的气势。作者说他是在“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向着实际着眼”，“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向博大雄健处走”（注：《〈罪恶的黑手〉序》）。除以上诸诗外，长诗《自己的写照》通过诗人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曲折前进的时代风貌，也是臧克家本时期的一篇优秀诗作。臧克家后来曾回顾说：“一个诗人把他全灵魂注入的诗，才能成为好诗。”（注：《〈十年诗选〉序》）这句话有助于人们去理解诗人投入创作时的严肃的态度。
当时登上诗坛的新人，还有艾青和田间。他们和臧克家一样，以自己的诗作，丰富了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提高了新诗创作的水平。艾青和田间的主要成就，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时期他们的诗作，也一并在后面叙述。
和上述诗人具有不同情调的是戴望舒。戴望舒（1905—1950）曾经是三十年代所谓“现代派”的代表诗人。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和以后的《灾难的岁月》。早期诗篇写的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活的寂寞和厌倦。感伤气息浓重。当他低吟“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注：《我底记忆·林下的小语》）这样诗句时，充分地表达了逃避现实和自我安抚的感情。他怀念“如此青的天”，因为那里“可以安憩的睡眠”（注：《我底记忆·对于天的怀乡病》）；但又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憧憬，在《乐园鸟》（《望舒草》）里，他向天上的“乐园”发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人间既多苦恼，天上也不安乐，诗人带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无边的空茫。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三十年代虽然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和激越剧烈的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戴望舒受过中国旧诗和欧洲诗歌特别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很深的影响，在意境创造和词汇选择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胧。他的诗注意语言的铸炼，比喻恰切，易于引起人的联想，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戴望舒也有少数从侧面描写现实生活的诗，如《断指》（《我底记忆》）表现对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朋友的怀念；《村姑》（《望舒草》）写一个乡村少女劳动和爱情的纯朴羞涩的心情，亲切动人。《游子谣》（《望舒草》）所抒写的心情也比较开朗。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的声音惊醒了他忧郁的梦，在诗集《灾难的岁月》里留下了一些和以前风格不同的歌颂抗日战争的诗篇。他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香港狱中写的《狱中题壁》一诗，表现了对敌人的仇恨，对死亡的无畏。他准备牺牲：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
这里写出了他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强烈感情。相似的作品还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各自的起点很不相同，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迈着前进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诗人于一九五年逝世，未能沿着新的道路进一步发展——
（）
第十一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四节：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
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发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给作家的刺激和感触特别频繁和直接，“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由于杂文适合于短兵相接的战斗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便于“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这种文学形式在“左联”的提倡和鲁迅的鼓励支持下，冲破了反动政权的迫害与帮闲文人的“围剿”，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较强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报》也实行改革，开始接受进步作家的稿子。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它们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称为杂感，题材广泛开阔，形式多样灵活，春兰秋菊，各极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种蓬蓬勃勃的局面。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
本时期的杂文作者，除鲁迅外，应当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文对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确切的涵义，每个句子都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如果用它取，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时候，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戳穿了他们的无耻欺骗伎俩。他抓住敌人言行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不能见人的“后台戏搬到前台来演”，使他们对外屈膝求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笔锋指向那些参加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各种反动文艺流派，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道诗话》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权”其实是在粉饰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其反动本质的“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提醒人们多加警惕（《红萝卜》）。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有时带有某种“左”的情绪，但它们大多剥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倾注了愤怒和憎恶的感情，犀利泼剌，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旧的世界之外，瞿秋白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在阴云密布的中国，他号召群众“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也。”，用“惊天动地的霹雳”打开层层的“乌云”，创造“光华灿烂的宇宙”。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却是当时一般杂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言行的白描，运用恰当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创造出某种社会典型。他有时也用象征的手法来把他所要说明的问题形象化（例如《一种云》），有时又通过对社会习俗的描绘来引起人们的联想（例如《民族的灵魂》）。他适应文章内容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采用政论、短评、随感录、书评、抒情散文、杂剧、短曲、寓言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战斗，都能写得深入浅，明白晓畅。瞿秋白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左联”时期，茅盾、郁达夫、陈望着、阿英（钱杏村）等作家，也都在从事小说创作或文艺批评的同时，运用杂文的形式进行了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要成果，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论述了自然辩证法的，青年作者大量涌现，各各以杂文为武器，或则抨击政治的黑暗，或则揭露社会的矛盾，或则针砭时事，或则漫谈文艺，内容广泛，风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锋利有力，表现了虎虎的生气。徐懋庸（1910—1977）写了《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剌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唐涛的《推背集》、《海天集》等杂文，揭发时弊、抗争现实，时复带着散文笔调，含有抒情气氛，在艺术风格上受有鲁迅的影响。徐诗荃得到鲁迅的帮助，变换多种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不少反抗束缚、批评时政的短评，题材广泛，笔致娴熟。此外如聂绀弩的酣畅淋漓，周林斋的严谨缜密，柯灵的潇洒清丽，各具特点，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识以下》，夏征农著有《野火集》，都是于小说、评论之余兼写杂文的作家。还有陈子展的考证，孔另境的随笔，也为读者所欢迎。这些文章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创作，较“五四”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二十年代步入文坛的老作家继续撰写，本时期涌现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同时，写了大量抒情散文辰以授民事”。批驳谶纬迷信与天命之说。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并且还出现了以创作抒情散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抒写个人的胸臆，使这类散文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广田（1906—1968），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们与卞之琳合出过诗集《汉园集》，因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那些诗作，从个人忧悒情怀的歌唱里显示对现实的不满，并注意诗的意境的优美与完整。何其芳的诗以清新柔婉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