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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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九点四十五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二三个人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他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二个人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佯，已经这么累了，回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己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他问妈我到哪儿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RlCH，CASH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一九八二年问，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
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的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间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
周永嘉答说：“李敖吗！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之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的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倘佯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一九七0年九月三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
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起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台独的帽子。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独之帽人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匪谍”呢！
我被捕后五十六天，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登出我的照片报道如下：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槁，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干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
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十二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他们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后，对李敖的监视立即全面加强起来。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担任讲座。一九六四年，他和两个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因为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名判刑。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二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MichelC。Oksenberg）和史丹佛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Mancall）。奥克森伯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
13 三叠纪
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人的说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我！”我这种戏谚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