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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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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问。

结果一间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锡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

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他被局长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就是他主持“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听他唠叨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说:“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

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来的,都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度,因为就近取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长时,负责处理台湾“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自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种种见闻,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345夭》、《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魔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调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

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浆湖,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Antoit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人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人薄,糊L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字稿纸惹祸,今天把槁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探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五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六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十一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两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五点(十七点);六点起身和九点(二十一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九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十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

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但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一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jī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间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辜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jī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jī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略一…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一九七一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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