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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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惚匦肷绷怂!保╓henyoustrikeataking切罪恶。企图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剥削、阶级和脑力劳动,youmustkill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的一笔勾消。对这种行为,我是看不起的,这就是李敖式的正义。

这种李敖式的正义,施之于批孙批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一路照批,自然不在话下。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伸我怀。因此我在他死后一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一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我不但印自己的批小蒋之书,并代被蒋经国蒋孝武父子谋杀的死友江南印出《蒋经国传》(江南夫人崔蓉芝授权本),人间快意恩仇之事,做得再也没有比我李敖更痛快、更没完没了的了。在印《蒋经国传》时,崔蓉芝写信给我说:“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看了她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留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上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

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渤。“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也。

由江南被害联想到蒋孝武之死,暗杀江南,蒋经国、蒋孝武实为首从关系。一九八九年蒋孝文死后,我写《蒋孝文之死的失压意义》,主旨说: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压克思主义和语音学问题》(1950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压人者与被压者“与子偕老”,一代压一代,也就完了,被压者倒霉止于一对一、压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汉朝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压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颜驷是古代的事,现代呢,其实也不让古人。蒋家三代本来是一路压下来的,但是压到蒋孝文一代,这荒淫无耻的小子却酒色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吾人山下脱身,不无失压之快。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蒋孝武也死了,我别有所快,乃以《欣闻蒋孝武暴毙》为题,写顺口溜六首志庆:

蒋家三代接班亡,一个一个接着凉,

孝文孝武皆不孝,因为尿中有了糖。

蒋家三代接班亡,蒙主宠召全投降。

孝文前年刚入上,孝武今早死在床。

蒋家三代接班亡,荣总医生正当行。

太平间里生意好,四大皆空有病房。

蒋家三代接班亡,可惜苦了蒋方良。

飞越苏联毛子水,泪尽难再做老娘。

蒋家三代接班亡,电视播出喜欲狂。

独留李敖见美女,他们都去见无常。

(作诗时,陈平景从美国来电,闻讯大喊万岁。)

蒋家三代接班亡,你死我活比你强。

平景电话喊万岁,中间隔个太平洋。

批孙批蒋都是批人的层面,不是人的国民党自然也要特批一番。我写了《国民党研究》和《国民党研究续集》两本书,批个痛快。我用严格的考证证明国民党所吹的“百年老店”其实都是捏造的伪历史……国民党的一切神话统统被我拆穿,写得淋漓尽致,痛快极了。有一天,老友黄三从美国来,问我:“你这样搞国民党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党像搞Bī。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性欲、无性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听了,为之大笑。

既然批孙批蒋批国民党变成我的大业与绝活,所以笔锋所扫,魑魅披靡,最好笑的,国民党党员中,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出现,他们之中,一混到死一坏到底者固占绝大多数,但是头脑尚清楚却又无奈者亦有一些。“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告诉我,他有天开玩笑说:

“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馄。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又有故国大代表刘心皇者,生逢衰世、躬逢衰世、倪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愤秘密写成《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惟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

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雠,还得嫉恶如雠。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雠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雠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

……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在在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棒之耻。

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日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yáng具毛多的怪物。yáng具毛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

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问,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斤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等书,究其元凶祸者,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子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向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是龟儿子党工人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询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惟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

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馅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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