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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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卫作还是满不错的。老姨父前妻主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铆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者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他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
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
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个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文革”初期，就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第一天，老姨父有历史上的疮疤是首当其冲的对象，组织红卫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单位，那天正好下巧老姨的堂姊四姨由东北到北京探亲，姊妹三人事先约好到三姨家相聚话家常。敏感的老姨觉着街上风声不对，尽快结束闲谈往家赶。可惜己为时过晚，红卫兵冲人老姨家翻箱倒柜，找到枪弹，“四旧和黄色照片”。有枪弹就有枪，交出枪枝来！翻到在哈尔滨买的模特儿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点儿，手臂大腿露得多了点儿，那就属于腐朽没落阶级四旧的铁证！老姨的结婚照片，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黄色照片！要求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老姨父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当然就更大了。于是两个人都挨了打。红卫兵并声称第二天还要去继续扫四；日，要他们“老老实实交出罪证”。
老姨长期患神经衰弱，经常靠安眠药入睡。在绝望中轻生服了大量安眠药。老姨父也因祸从天而降，无路可寻，用头撞在墙上准备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个单位职工宿舍，邻居很多，听到闹声，邻居进来干涉。二哥在部队，规定部队不介入文化革命。邻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单位，庚辰是黑五类子女，在单位也正没好日子过。但他的单位还是允许他回家处理父母的问题。庚辰借了辆板车拖着他的父母去医院。
当时的医院也不再提“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规定：“凡是自杀的人，一律不抢救治疗！”庚辰又求救于单位，由单位出面请医院只看看两个老人会死还是会活？
最后一位医生对庚辰说：“你爸爸死不了，你妈妈我们不知道！”半死不活的两个老人没人肯收，庚辰又拖着板车载着父母回家。然而大门紧闭，邻居宣布说老姨夫妇在家里寻死觅活的，因而不许他们进院子回家！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为了避雨，庚辰拖板车进一条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将老姨父摇晃醒了，间明处境之后，老姨父问儿子：“你妈死了没有？”庚辰回答没有。老姨父说：“不能让她活，她受不了！”怎么办呢，老姨父提出惟有的手段说要将老姨掐死。开始庚辰准备动手，但为了保护儿子不做“杀人犯”，老姨父说他自己动手。
他已是个老人，头又撞伤刚从昏厥中醒来，腹内又空空，哪里来的力气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咙的手软弱无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响，人在迷茫中还发出模模糊糊的挣扎声，最后总算变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当然送火葬场，但火葬场对突如其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不肯马上收。又是庚辰的单位出面，总算说服了火葬场，没有让老姨横死郊外。但规定凡属“自杀”的人，一律不准许收骨灰。老姨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离开了人世。
老姨死后，又轮到老姨父：
还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许回，怎么办？庚辰的单位通情达理，允许老姨父睡在门洞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为老姨父找条“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东北双城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双城县的农民并不知道老姨父这个“阶级敌人”，也弄不清他有什么血债，反正放在地主堆里监督劳动就是了。老姨父年老，从来没干过地里活儿，无法在农村靠劳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还要常常挨批斗。天气渐冷他无法防饥防寒，于是求救于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队部的允许，止准备寄衣物和钱给老姨父，想让他起码能维持生命，但太迟了，东西还没寄就收到电报说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后景生和庚辰相互责怪，一个说是枪弹惹的祸，另一个说是在单位太招摇才惹红卫兵扫四旧。其实惨死的人不胜枚举，相互责怪有什么用？更何况最该责备的并非这两兄弟！
水电部设计院始终态度明朗，说老姨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是该单位的退休职员，并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总比不平反好。至于老姨父是不是属于“罪有应得，死有余争”，我就不清楚了。
清朝顾贞观写《金缕曲》词给流放东北的吴兆骞，中有名句是：“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意思是说，天涯海角之内，骨肉之亲，能够活着的、健在的、在一起的，又有几家呢、人世乱离不可避免，连毛主席都太太、妹妹、弟弟被枪毙，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时被美军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疯了。革命者的革命下场，第一家庭都凄惨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够。依此类推，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能免于毫发无伤者又几希？反革命者如老姨父，自然更在劫难逃，悲惨的是，他沦落到要掐死亲人以救亲人，如此反革命下场，亦属奇闻。比起他们的遭遇来，我们其他家人的苦难，像六叔一辈子做“三关人物”（被日本人关、又被国民党关、又被共产党关），我半辈子做“二进宫”人物（两次坐牢）等等，简直都算不得什么了。
在人世乱离中，有的死于敌人之手，有的死于亲人之手，有的死于同志之手。二姊不但写出自家的苦难，也写出他家的苦难。她写她的老师陈琏，就是死于同志之手的例子：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于的！”
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不管怎么反讽，还有陈布雷、陈琏永不明白的外一章：陈布雷的孙子、陈琏的侄子陈师孟，几十年后，却在台湾小岛上数典忘祖夜郎自大的做了台独党的台北市副市长！这个投机分子早被我写文章痛斥过、他的祖父与姑姑的故事也早被我写文章评论过，二姊绝没想到我们李家与他们陈家竟有这么多的前缘与后话。这就是二姊回忆的可贵处，她行云流水的写别的，但总被我峰回路转的变成李敖回忆的相关章节。其实，成功的回忆录绝不光写自己，还要能衬出自己所处的旧家与时代，二姊帮我衬出了这些，并且填补了我早年的失忆。
如今我敢写这本书，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为我打底，我才得以顺利完槁。－二姊万岁！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规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规是聂缉规，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挎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规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平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平，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三九0号的总店。北平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