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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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时，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饭时就恐吓：“有得吃就吃，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全家跳淡水河！”虽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长”说她仍心有余悸，觉得每顿饭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时间，我家也从上海来台湾，爸爸虽非“院长”老爸那种国特级，不怕“会被共匪剥皮”，但既一起逃难到孤岛之上，同归于尽，自有可能。一个叫宗荣禄的小国特，他写回忆录说他来台湾前，约他山西老乡宋伟霖教授一起来，宋教授责备他说：“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我看到这段话，心里为之一震，我李敖本来明明是同归于尽的，但阴错阳差，居然又看别人“寿终正寝”了，并且有“亲视含殓”的机缘了，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奇遇。何况，在使蒋家伪政府“寿终正寝”上，我又不无促死与鞭尸之功，这种奇遇，就更杠上开花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我回信给汪荣祖，曾一吐我对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能与之混同。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具体物质形，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满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
我但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一九八二年，我回信给黄妮娜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有这样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丧喜庆概不参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参加，你们俩当不会见怪……
你结婚后，自然离开台湾，远托异国。你为理想坐过牢、受过难，如今离开这个令人痛苦的岛，去过一种新生活，似乎该为你庆幸。按说人不该老是做战士，总该新陈代谢，总得有个退休，有个变化。所以你此后远走高飞，不能说你不对。人要为同胞活，也得为自己活，不然岂不是圣人了？要人做圣人，总是强人所难的。你年纪轻轻的，就被国民党关那么久，如今苦海余生，别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毕生致力于捍卫和宣传马克思，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许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许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但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一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但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做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三十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当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别人并不一定买账，邓维帧要办《政治家》时的政治革命和私有制的灭亡。同时还表述了马克思正在形成，跟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家。”
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明朝未年，姑苏才子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后逢甲申之变，伤心而死，活了二十四岁。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实这种情形不以小牌作家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虽名满天下，但读者所测其浅深，也极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读者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阿婆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愈来愈年轻，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评如上，自是佳话。可惜一些“佳人”，她们正如古话说的“卿本佳入，奈何从贼”，她们跟错了男人、认错了体制、入错了政党，“从贼”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太“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性命指性与命的关系。先秦孟子讲“养性”、“立命”之，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略——
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空间一体减少矣。
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问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
“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举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就靠这一点百分比，我迂回性的、点缀性的突破了这个岛对我的封锁。诀窍无他，我是真人演假戏而已。——假戏不是虚伪，而是有技巧的“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好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作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我。当我觉得我是第一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我是第二？我要打破这种虚伪。更有甚者，我表现我是第一的时候，是干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态，大言惭人的。我的敌人胡秋原骂我“诈疯魔”，这次他说对了。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捧得不够。”萧翁毕生自吹自擂，狂气不脱，良有以也。狂气以外，另一种是“流（流氓）气”。周作人说写文章要有点流氓气，其实做人也当如此。有流氓气就是敢做敢当、不恤人言、不怕声名狼藉，为了真理，不怕人说闲话。孟子说匡章是天下大贤，但是举国都说匡章不孝，因为他跟他老子争是非。可是孟子为他跨刀，孟子说大孝子才敢这样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却一直洗刷不清，只有靠孟子来保锑。有时候，坏名誉会跟着你走一辈子，你没办法，也只得由它跟着走。这时候，有点流氓气就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会像匡章那样痛苦。流氓气的最大特色是对闲话的反应异乎寻常：“是老子干的，又怎样？”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一如闲话说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应是：“老娘偷了好几个姓王的，你说的是哪一个？”这样一来，手足光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赔，它的副局长迎面而来，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读过你写的《高山滚鼓集》！”一次在台北，路过大安分局，它的一名警察拉住我，也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过你写的《野鸽子的黄昏》！”我想，对我说来，固飞来劣书，空降头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对劣书作者（柏杨和王尚义）说来，也将生而切齿、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气”和“流气”，再加上我的“义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