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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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jī巴还没长毛；如今jī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对象，或者把经验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贝克莱、马赫等）；，庆祝我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过程哲学又称“有机哲学”。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哲学理，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拭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培台大电机系毕业离台，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由此可见。李天培离台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
“善培如还俗，我大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