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三国志-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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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指天应，继出累见，一统之期，庶不复久。事平之后，当观时设制，三王不相因礼，五帝不相沿乐，质文殊涂，损益异体，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馀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谨通进表，叩头百下。”皓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学也。
华覈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也。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
蜀为魏所并，覈诣宫门发表曰：“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孙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宝鼎二年，皓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并废，覈上疏谏曰：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籓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於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於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
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馀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籓，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脣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於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唯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脩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异类，言发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馀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徵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觌，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舆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
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慢）。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於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殖，闻者大水沈没，其馀存者当须耘穫，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书奏，皓不纳。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
时仓廪无储，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夫财谷所生，皆出於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己死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为味者口之奇，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於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於浮华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物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彫文之伤农事，锦绣之害女红，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璅是凭。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氂，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违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
覈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馀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曜、覈所论事章疏，咸传於世也。
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暢；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於曜，而典诰不及也。予观覈数献良规，期於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
编 辑 说 明
一
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二○——二八○），是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记载这六十年历史的比较完整的史书，是西晋初年陈寿著的这部三国志。
唐代以前，本以史记、汉书、东观记为三史，后来东观记失传（现存的东观汉记是后人辑佚书），就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后人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於是又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三国志继承史记、汉书而作，成书远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
陈寿成书的年代虽然不能确定，但知他死在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这时候魏的最后一个君主陈留王尚未死去。当时魏、吴两国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这三种书是陈寿所根据的基本材料。惟蜀国无史，必须由陈寿直接採集资料。陈寿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在蜀未亡时即注意蜀事，他所採集的虽然不及魏、吴官史那样丰富，也终於完成蜀书，与魏、吴两书并列。总的来说，因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所以三书的内容都还不够充实。三国志没有志表，正是因为材料不足；后来裴松之所以要给它作注，也是要补救这个缺陷。
魏、蜀、吴三书曾各自为书。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入正史类，蜀书、吴书入编年类，这种分类法，固然错误可笑，但由此可以知道三书在宋以前曾经是独立流传的。三国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一○○三）国子监刻本，吴志分上下两帙，前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留着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併，但三书还是分别发刻。
二
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东晋以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辑，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充陈书，正像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採为味”。裴注的体例，在他的进书表里提到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除本书六十五卷外，还有叙录一卷。可惜唐以后叙录失传，使我们对於作者的意旨不能得到更深刻的瞭解。
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四库提要称：“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侭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四四五），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三
现在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