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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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问我在写什么，我朝她们一笑，心里说，老太太，我现在正用你们不懂的文字，写诺曼底，写你们还年轻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坐海底列车的旅客，真为他们可惜。此刻他们正在我们脚下，全然不知风急浪高、晚霞凄艳，只听火车呼啸一声，已把所有的历史穿过。
扼守秋天
伦敦以西三十多公里处有著名的温莎堡。
这个城堡，至今仍是英国王室的行宫，女王经常拖家带口在这里度周末，有时还会住得长一点。我们去那天女王刚走，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花岗石的建筑群，建在一个山岗上，一眼看去，果然是江山永固的要塞气派。但是，作为要塞又太讲究、太宏大了，就像宴会上白发老将们的金边戎装，用想象的剑气来装点排场。
千年前征服者威廉在这里修筑城堡倒真是为了从南岸扼守泰晤士河，但当时这个城堡是木结构；谁知后代君主把城堡改建成坚固的石结构，并一次次扩大之后，它的原始职能反倒完全废弃，如今只扼守着一个秋天，安静对晤。
与它一起扼守的，还有那个王室，却不知是陪它扼守还是被它扼守。秋天很安静而王室很不安静，枫叶寒石看过太多的故事，最后还记得戴安娜焦灼的脚步，和无法扑灭的熊熊大火。
未进城堡，先到北边的一所附宅里办手续，然后在一个大厅里等着。忽然满眼皇气熠熠，一位高个儿女士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她身穿长长的黑色风衣，风衣的宽领却是大红，红领上披着一头金发，这黑、红、金三色的搭配那么简明又那么华贵，一下子把我们引入了古典宫廷故事，却又有一种现代的响亮。但我想，现代再大胆的小姐也不大敢领受这样的搭配，皇气原有一种天然的排他力量。这位女士果然要把我们引入古典宫廷故事了，由她领路，终于进入了城堡。城堡里边还有好几层门，每一个门口都由皇家警卫把守。这些警卫也一律黑风衣、红宽领，却全是挺拔男子，而且都上了年纪，垂着经过精心修剪的银白胡子，于是构成了黑、红、银的三色系列，比女士的黑、红、金更加冷傲。这两种强烈色系被秋阳下花岗石一衬，使我们不能不自惭服饰，连昂然迈步的自信心都不大有了。
忘了进入第几个门之后，由一位戴眼镜、穿灰色连衫长裙的女士来接引我们。这位女士像一名中学教师，胸前有一枚标号，应该是城堡中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物，所以已经不必在外表上雕饰皇家气象。她带我们看女王起居的一些场所，轻声柔气地作一些介绍，但不是“讲解”。你不问，她不说，你问了，她什么都说，主要是推门引路、指点楼梯，要我们注意脚下。我对城堡墙上挂着的几代王室照片，看得很仔细。
在屋内一间间参观的时候，南窗外的风景，越来越吸引我们。终于来到屋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俯瞰南边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远远看去不见一人，一问，原来是王室贵族狩猎的御苑。我站在平台上想，此刻满世界都是秋天，但把一个季节有可能产生的最精彩片断集中到这般规模，实在罕见。遥想当年城堡主人在这里轩然远望，一定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更能展示王者风范。
背后响起一排整齐的脚步声，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逻队经过。我因迷恋秋色不想细看，谁知巡逻队不久又绕了过来，等过来三次后我索性静下心来认真观察。
巡逻兵都很年轻，头戴黑鬃高帽，肩挂红金绶带，其中帽子上黑鬃竖得特别高的一位，想必是队长。他们面无表情、不言不笑、目光直视，但这直视的目光让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不是巡逻队的目光而是仪仗队的目光。过几个小时后天黑地暗，皇家城堡又是盗贼们觊觎的目标，他们的目光也是这样吗上次大火，世界舆论已有质问，步步为营的温莎堡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快速扑灭城堡本为四方安全而建，现在却成了让四方担忧的地方。
离温莎堡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伊顿公学。
高寿的老奶奶和活泼的小孙子相邻而居，是一种互相安慰：小孙子领会了自己的等级和使命，老奶奶看到了贵族集团里年轻的生命。
在伊顿公学的校舍间我逗留了很久，已经迷路，故意不问，只慢慢走，后来就站立在操场边，看学生们踢球。
我们这一路也在别的国家见过几所贵族学校，它们在当地孤芳自赏、事事骄傲，唯有提到伊顿公学便立即变得虔诚，敬为楷模。前些天听人说起现任首相布莱尔的生平，称赞他贫困的父母很有远见，设法把他送进了爱丁堡最好的费茨学校读书，那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居然曾被人们称之为“苏格兰的伊顿公学”。
英国人崇拜贵族的传统，几乎被伊顿公学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了最漂亮的概括。对此，伊顿公学自己有一个很低调的介绍，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那是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说的：“滑铁卢战场的胜利，是伊顿公学操场的胜利。”
这句话也许会使不少只从字面上理解“贵族”的中国人吃惊。其实，英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真是在伊顿公学培养的，这所贵族学校里很少有慵懒、怯懦之气。从根子上说，欧洲贵族集团本来就形成于艰苦的血战之中，最早的成员多是军事首领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并由此生发出诸如正直、负责、好学等一系列素质，经由权力、财富、荣誉的包装，变成了贵族集团的形象标榜。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捏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们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当然，贵族传统在今天欧洲，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行为气质而泛化存在的，特别是泛化为绅士风度。例如，面对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还能彬彬有礼地排队，让妇女儿童先进防空洞，丘吉尔首相在火烧眉毛的广播演讲中还动用那么优美无瑕的文词，都是绅士风度在现代的闪光。相比之下，法国更偏重于骑士风度，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骑士风度也是贵族传统的派生物，比绅士风度更接近贵族集团的主干精神。
无论是英国的绅士风度还是法国的骑士风度，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形式美，但这些美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伊顿公学力图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并不劳累。
由此联想到前些年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很多人把收费昂贵一点、宿舍环境考究一点、录取分数降低一点的私立学校都称之为贵族学校，校方也以这个名号来做广告，而学生的家长则因收入较高而被称作“贵族阶层”。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进行过讽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一句名言：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但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大舒服，因为它无法解释第一、第二代贵族堂皇出现的事实。不过这话还是很有威慑，因为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谁也回溯不了顺顺溜溜的三代。后来渐渐有人做出努力，依稀透露自己今日的成就是曾祖父一辈埋下的原因。但这种原因细问起来，大抵也就是做过一任乱世官僚，或者有过一个科举名目。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但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祸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的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牛津童话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象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象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由伊丽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事件为起因，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ｔｏｗｎａｎｄｇｏｗｎ，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但在这么高的尖顶之上射箭显然不行，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便于居高临下地观察双方阵势。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斗殴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具体分析起来，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学生也会有很大责任，例如因年轻气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从总体而言，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生态，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的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ＤＮＡ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围的居民赶着瞻仰风采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来围攻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