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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行者无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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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问我在写什么,我朝她们一笑,心里说,老太太,我现在正用你们不懂的文字,写诺曼底,写你们还年轻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坐海底列车的旅客,真为他们可惜。此刻他们正在我们脚下,全然不知风急浪高、晚霞凄艳,只听火车呼啸一声,已把所有的历史穿过。

 扼守秋天

伦敦以西三十多公里处有著名的温莎堡。

这个城堡,至今仍是英国王室的行宫,女王经常拖家带口在这里度周末,有时还会住得长一点。我们去那天女王刚走,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花岗石的建筑群,建在一个山岗上,一眼看去,果然是江山永固的要塞气派。但是,作为要塞又太讲究、太宏大了,就像宴会上白发老将们的金边戎装,用想象的剑气来装点排场。

千年前征服者威廉在这里修筑城堡倒真是为了从南岸扼守泰晤士河,但当时这个城堡是木结构;谁知后代君主把城堡改建成坚固的石结构,并一次次扩大之后,它的原始职能反倒完全废弃,如今只扼守着一个秋天,安静对晤。

与它一起扼守的,还有那个王室,却不知是陪它扼守还是被它扼守。秋天很安静而王室很不安静,枫叶寒石看过太多的故事,最后还记得戴安娜焦灼的脚步,和无法扑灭的熊熊大火。

未进城堡,先到北边的一所附宅里办手续,然后在一个大厅里等着。忽然满眼皇气熠熠,一位高个儿女士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她身穿长长的黑色风衣,风衣的宽领却是大红,红领上披着一头金发,这黑、红、金三色的搭配那么简明又那么华贵,一下子把我们引入了古典宫廷故事,却又有一种现代的响亮。但我想,现代再大胆的小姐也不大敢领受这样的搭配,皇气原有一种天然的排他力量。这位女士果然要把我们引入古典宫廷故事了,由她领路,终于进入了城堡。城堡里边还有好几层门,每一个门口都由皇家警卫把守。这些警卫也一律黑风衣、红宽领,却全是挺拔男子,而且都上了年纪,垂着经过精心修剪的银白胡子,于是构成了黑、红、银的三色系列,比女士的黑、红、金更加冷傲。这两种强烈色系被秋阳下花岗石一衬,使我们不能不自惭服饰,连昂然迈步的自信心都不大有了。

忘了进入第几个门之后,由一位戴眼镜、穿灰色连衫长裙的女士来接引我们。这位女士像一名中学教师,胸前有一枚标号,应该是城堡中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物,所以已经不必在外表上雕饰皇家气象。她带我们看女王起居的一些场所,轻声柔气地作一些介绍,但不是“讲解”。你不问,她不说,你问了,她什么都说,主要是推门引路、指点楼梯,要我们注意脚下。我对城堡墙上挂着的几代王室照片,看得很仔细。

在屋内一间间参观的时候,南窗外的风景,越来越吸引我们。终于来到屋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俯瞰南边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远远看去不见一人,一问,原来是王室贵族狩猎的御苑。我站在平台上想,此刻满世界都是秋天,但把一个季节有可能产生的最精彩片断集中到这般规模,实在罕见。遥想当年城堡主人在这里轩然远望,一定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更能展示王者风范。

背后响起一排整齐的脚步声,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逻队经过。我因迷恋秋色不想细看,谁知巡逻队不久又绕了过来,等过来三次后我索性静下心来认真观察。

巡逻兵都很年轻,头戴黑鬃高帽,肩挂红金绶带,其中帽子上黑鬃竖得特别高的一位,想必是队长。他们面无表情、不言不笑、目光直视,但这直视的目光让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不是巡逻队的目光而是仪仗队的目光。过几个小时后天黑地暗,皇家城堡又是盗贼们觊觎的目标,他们的目光也是这样吗上次大火,世界舆论已有质问,步步为营的温莎堡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快速扑灭城堡本为四方安全而建,现在却成了让四方担忧的地方。

离温莎堡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伊顿公学。

高寿的老奶奶和活泼的小孙子相邻而居,是一种互相安慰:小孙子领会了自己的等级和使命,老奶奶看到了贵族集团里年轻的生命。

在伊顿公学的校舍间我逗留了很久,已经迷路,故意不问,只慢慢走,后来就站立在操场边,看学生们踢球。

我们这一路也在别的国家见过几所贵族学校,它们在当地孤芳自赏、事事骄傲,唯有提到伊顿公学便立即变得虔诚,敬为楷模。前些天听人说起现任首相布莱尔的生平,称赞他贫困的父母很有远见,设法把他送进了爱丁堡最好的费茨学校读书,那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居然曾被人们称之为“苏格兰的伊顿公学”。

英国人崇拜贵族的传统,几乎被伊顿公学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了最漂亮的概括。对此,伊顿公学自己有一个很低调的介绍,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那是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说的:“滑铁卢战场的胜利,是伊顿公学操场的胜利。”

这句话也许会使不少只从字面上理解“贵族”的中国人吃惊。其实,英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真是在伊顿公学培养的,这所贵族学校里很少有慵懒、怯懦之气。从根子上说,欧洲贵族集团本来就形成于艰苦的血战之中,最早的成员多是军事首领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并由此生发出诸如正直、负责、好学等一系列素质,经由权力、财富、荣誉的包装,变成了贵族集团的形象标榜。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捏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们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当然,贵族传统在今天欧洲,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行为气质而泛化存在的,特别是泛化为绅士风度。例如,面对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还能彬彬有礼地排队,让妇女儿童先进防空洞,丘吉尔首相在火烧眉毛的广播演讲中还动用那么优美无瑕的文词,都是绅士风度在现代的闪光。相比之下,法国更偏重于骑士风度,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骑士风度也是贵族传统的派生物,比绅士风度更接近贵族集团的主干精神。

无论是英国的绅士风度还是法国的骑士风度,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形式美,但这些美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伊顿公学力图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并不劳累。

由此联想到前些年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很多人把收费昂贵一点、宿舍环境考究一点、录取分数降低一点的私立学校都称之为贵族学校,校方也以这个名号来做广告,而学生的家长则因收入较高而被称作“贵族阶层”。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进行过讽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一句名言: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但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大舒服,因为它无法解释第一、第二代贵族堂皇出现的事实。不过这话还是很有威慑,因为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谁也回溯不了顺顺溜溜的三代。后来渐渐有人做出努力,依稀透露自己今日的成就是曾祖父一辈埋下的原因。但这种原因细问起来,大抵也就是做过一任乱世官僚,或者有过一个科举名目。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但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祸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的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牛津童话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象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象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由伊丽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事件为起因,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nand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但在这么高的尖顶之上射箭显然不行,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便于居高临下地观察双方阵势。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斗殴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具体分析起来,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学生也会有很大责任,例如因年轻气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从总体而言,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生态,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的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围的居民赶着瞻仰风采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来围攻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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