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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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编辑部把这一句话删去，虽稍损文义，我还是谅解其苦衷的。
（五）《吃饭的故事》。此篇系散文，投寄《光明日报·东风》。登出后，字句略有删节。一处是：我叙述战争年代，到处吃派饭，“近于乞讨”。一处是：我叙述每到一村，为了吃饭方便，“先结识几位青年妇女”，并用了“秀色可餐”一词。
前者比喻不当，后者语言不周密，有污染之嫌。
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不记得有别人对自己稿件稍加改动，即盛气凌人的狂妄举动。倒是曾经因为对自己作品的过度贬抑菲薄，引起过伙伴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当然，修改不同于妄改，那些出于私心，自以为是，肆意刁难，随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感的。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字，不知起自何因。见此短文，或可稍有澄清。
1983年12月18日下午
实事求是与短文
现在，有的报刊，有的人，在提倡写短文章了，这是很好的事。
文章怎样才能写得又短又好？有时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
有时说起来也很简单，这就是要“实事求是”。
把实事求是是四个字运用到写作上，正像把它运用到一切工作上，是会卓有成效的。
比如，你要写一篇散文，如果是记叙文，那就先写你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你长期接近过的一个人。如果是写感想，也必须写你深深体会过的，认真思考过的，对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确曾有过的真实感想。
这些事件、人物、感想，都在你的身上、心上，有过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你如实地把它们写出来，这就是“实事”。
一般说，实事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人。但是只有实事还不够。在写作时，你还要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一实事，交代得清楚，写得完美，使人读起来有兴味，读过以后，会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这就是“求是”。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课文，都很短小。初学作文时，老师也是这样教导的，我们也是这样去写作的。可是等到我们想当作家、想投稿了，就去拜读报刊上那些流行文章。那些文章都很长，看起来云山雾罩，也很唬人。正赶上自己的稿件没有“出路”，就以为自己的写法不入时，不时兴，于是就放弃了自己原来所学，追赶起“时髦”来，也去写那种冗长的，浮浮泛泛的，不知所云的文章了。大家都这样写，就形成了一种文风，不易改变的文风，老是嚷嚷着要短，也终于短不下来的文风。
文章短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忘记了写作上的实事求是。我们提倡写短文，首先就要提倡这四个字。反朴归真，用崇实的精神写文章。
当然文章好坏，并不单看长短。如果不实事求是，长文也不会写好的。我们这里着重谈的，是如何写好短文。
1983年12月24日
谈“印象记”
“印象记”这种文章，在中国，好像并不是古已有之的。
“五四”前后，很少见到。三十年代才多起来，似乎是从日本传过来，又多是写作家的。我年轻时，就读过《高尔基印象记》、《秋田雨雀印象记》，等等。
青年人而又喜欢上了文学，就特别喜欢读一些有关作家的文字。其实有很多记述，是不大可靠的。因为是先入为主，如果不实，其受害的程度，很可能不轻。先不谈小报上那些名人逸事，文坛花絮之类的文章，就是在“印象记”这种貌似庄严又是身临亲见的记载里，可靠可信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我近来也有些怀疑了。
文章的可信与不可信，常常不在所写的对象如何，而在于作者本身的修养。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现状，特别是思想感情的活动，是很复杂，很曲折，多变化，有时是难以捉摸，更难以判断的。你去会见一个作家，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便写下了几千字的印象记，你所得的印象，都能那么切合他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吗？
比如说，你见到这位作家正在吃饭，桌上只有一碟咸菜，你就得到了生活简朴的印象。或者你去的时候，他正在啃着一只猪蹄，你就得到了一个饕餮的印象。这显然都不是这位作家吃饭的全貌。
一时一地的见闻，并非不能写。写下来，也不能说是不真实。但必须保持客观。写见到他吃咸菜，写见到他啃猪蹄，这都不可非议，因为是真实的见闻。如果就此得出结论：他是简朴，或是饕餮，那就失去真实了。
古往今来，写文章的人，最容易失败在主观判断上。
进入晚年，有幸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印象记。作者的用心，都是良好的，对我都是热情的。虽然因为有过多溢美之词，使我读起来，常常惭怍交加，汗流浃背，总的说来，是令人振奋的，值得感激的。
如果排除个人的感情，单单评论文字，这些文章，确也存在着高下、虚实等等问题。
文章的功能，是因人而异的。是以作者的写作态度、艺术风格，分别优劣高低的。
六十年代，吕剑同志写过一篇同我的会见记，这篇文章，我曾推荐给出版社，作为我的一本小说集的附录。外文出版社曾几次刊用它。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好，它并没有吹嘘我，也没有发表作者本人的什么高见。它只是如实地记下了我们的那一次简单的会见，和我当时对他说的一些话。我当时谈的只是我的创作见解和创作情况。吕剑同志也没有代替我多去发挥。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真实的记录，对需要它的人，有比较大的参考用途。
另外，就是昨天读到的，铁凝同志写的一篇题名《套袖》的散文。她这篇文章，我接到《文汇报》以后，当晚看了两遍。这并非是从中看到了她对我的什么捧场，而是看到了她的从事创作的赤诚之心。铁凝的创作，一开始就带有这种赤诚，因此，她进步很快，迅速成为文坛瞩目的新人物，有些人还不得其解，视为神秘，其实就是因为“赤诚”两个字。
我想，她是应该明了并珍惜自己的得天独厚之处的。
在文章中，她并没有说我好，当然也没有说我不好。她只是记下了几次来我家的所闻所见。虽然她见到的，有时还有些差错，比如，我捡的黄豆，是别人家晾晒时遗落的，并非同院人家种植的。这也无关重要，无伤大体。
客观地记下几次见闻，自己不下任何主观结论，叫读者从中形成自己的印象。这种写法，也可以说这种艺术手段，就必然比那种大惊小怪，急于赞美，并有意无意中显示点自己的什么写法，高出一等。
我读这种文章，内心是愉快的，也是明净的，就像观望清泉飞瀑一样。
1984年3月2日下午
文学与乡土
《农村青年》杂志就要创刊，编辑同志要我对农村爱好文学的青年讲几句话，我高兴地答应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先后在农村生活、工作近三十年。我很爱我的故乡，虽然它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和贫困，交通不便和文学落后。经历了频繁的战乱和天灾，无数农民流离失所。
但我一直热爱它，留恋它，怀念它。直到现在，我已经很老了，还经常不断地做梦，在它那里流连忘返。
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作家，许多作品，描述他们的可爱的故乡。
农村是个神秘的，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创造的天地。农村能产生桑麻，能产生五谷，能产生各种能工巧匠，当然也能产生艺术家、作家。
故乡，故乡的水土，故乡的风俗人情，在它产生的作家手中再现。
故乡，用母亲的乳汁，养育着它的歌手，像用它的水土培育禾苗树木一样。
故乡有遍地花开，有参天大树。谁对它的爱真诚、深厚，谁的根就扎得深，就越能吸到更多的浮汁。谁的发育也就会越好，长得高大茂盛。
俗话说：“热土难离。”故乡就是文学的热土。
你越是热爱它，你就越能了解它，你就越能表现它。
故乡像诚朴的农民一样，像勤劳的母亲一样，不喜欢三心二意的华而不实的孩子。
你如果爱好文学，你就得先热爱你的乡土。
当然，热爱乡土，熟悉乡土，还只是积累生活的过程。此外，还有积累知识的过程，熟练技巧的过程。
不能把你的眼光，只放在那一亩三分地上；也不能把你的感情，只放在孩子、老婆、热炕头上。
有些农民出身的作家，作品得不到长足的进步，就常常是因为眼光短小了一些。
1984年3月17日午后
谈简要
廖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喜欢的古籍之一种。读过以后，确实受益。能够受益的书，并不是很多的。
这部书主要是谈历史著作，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刘知几说，叙事可以有四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四种途径：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他的这些话，是对写历史的人说的，他的要求是：一个内容，用一种途径表达过了，就不要再用其地的途径重复表达了。
我们写文章却常常忽视这一点。比如写一个人物，他的事迹，在叙述中已经谈过了，在对话中又重复一次，或者在抒情中又重复一次，即使语言稍有变化，但仍然是浪费。
时代不同，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再用《尚书》、《春秋》那样的文字去叙事，勉强那样去做，那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是一种倒退。在语言的简练上，也不能像刘知几要求的那样严格，他说：
“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
他甚至举出《汉书·张苍传》中的一句话：“年老口中无齿”为例，说：“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这种挑剔，就有些不近情理了，不足为训。
文字的简练朴实，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美的素质，不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文章短，句子短，字数少，不一定就是简朴。任何艺术，都要求朴素的美，原始的美，单纯的美。这是指艺术内在力量的表现手段，不是单单指的形式。凡是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他创作上的质朴的特点，但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班马著史，叙事各有简要之功；韩柳为文，辞句各有质朴之美。因此才形成不同的风格。
文字的简要的形成，要有师承，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和锻炼的过程。一般地说，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字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
我们现在，能按照鲁迅先生说的，写好文章以后，多看两遍，尽量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除，也就可以了，不能苛求，不能以词害义。
1984年3月20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 芸斋琐谈 芸斋琐谈（四）
谈赠书
青年时，每出一本书，我总是郑重其事，签名赠给朋友们，同事们，师长们。这是青年时的一种兴致，一种想法，一种情谊。后来我病了，无书可赠，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赠书的习惯，几乎断绝。
这几年，我的书接连印了不少，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也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我的书大都是旧作，他们过去看过，新写的文章，没有深意，他们也不会去看的。
当然也有例外。近些年来有的同志，把书看成一种货物，一种交换品，或者说是流通品。我有一位老战友，从外地调到本市，正赶上《白洋淀纪事》重印出版。他先告诉我，给他在北京的小姨子寄一本，我照地址寄去了。他要我再送他一本，他住招待所，他把书送给了服务员。他再要一本，我又在书上签了名。他拿着书到街上去了。年纪大了尿频，他想找个地方小便。正好路过我所在的机关，他把书交给传达室说：“我刚从某某那里出来，他还送我一本书哩。你们的厕所在什么地方？”
等他小解出来，也不再要那本书，扬长走去了。
传达室问：“书哩？”
“你们看吧！”他摆摆手。他是想用这本书拉上关系，永远打开这座方便之门。
老战友直言不讳告诉我这些事。我作何感想？再赠他书，当然就有些戒心了，但是没有办法。他消息灵通，态度执着，每逢我出了书，还是有他的份。至于他怎样去处理，只好不闻不问。
这些年，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来要书的也不少。一般的，我是分别对待。对于那些先引证鲁迅如何在书店送书给青年等等范例的人，暂时不送。非其人而责以其人之事，不为也。
对于那些先对我进行一大段吹捧，然后要书的人，暂时也不送。我有时看出：他这样的信，不只发向我一人。对于用很大篇幅，很多细节描述自己如何穷困，像写小说一样的人，也暂时不送。我想，他何不把这些心思，这些力量，用去写自己的作品？
我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薄情的人。
但是，对于那些也是素不相识，信上也没有向我要书，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写得清楚，写得真挚；寄来的稿子，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总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按照他们的程度，他们的爱好，或是一本小说，或是一本散文，或是一本文论。如果说，这些年，我也赠过一些书，大部分就是送给这些人了。我觉得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