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义嗔-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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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人也不想想,这个世界上,雄心比机会多几十万倍。命运能让几个人的雄心得逞?个个都当主角,让谁当配角,谁当观众?台下的人都跑到台上来了,舞台太小,这戏就演不了。
惟一的区别在于:识事务的男人,收缩雄心,散淡闲适,称为道家;或是先追求精神超拔,下辈子轮回后再来,称为佛家;不向命运低头的男人,整日满口不平之气,依然满腹经论指点江山,称为儒家。三家说话角度不同,出发点实际上差别不大,还是要与世界决一雌雄。
还有另一种雄心未得逞的男人,专门吹征服女人如何了得。若有过几个女友,会说成几十个女友,表示他的雄壮志气,特别吸引力。有一个特别让我恶心的男人B,专说曾经让女人自杀的光荣历史。身高一米八二,眼睛很迷人,会拉小提琴,他说小提琴就是女人,没女人不围着他转,就像小提琴绕着他的脖子。我与他在一个Party遇见,他抽着烟,一下子就猜准我身上的香水味。他说他的香水知识,全来自女人。他说有一次他为两个女人买礼物,在北京最好的商店同时买二瓶香水,都是Chanel No19。
我问他为什么要买相同的礼物?
他说,因为那段时间他与那两个女友相处密切,而且为了不让她们彼此知道。后来,他又买了两瓶Poison(毒药)名牌香水,给这两个女人。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决定同时离开两人。没有一个会有能力把他追回来,因为他对女人是决不回头的。还不如暗示她们两个不如干脆自杀。
B的话,令我不寒而栗,不是怕他,也不是相信有那么多女人为他自杀--没有几个女人会笨到如此地步--而是惊奇:男人中竟然有这样的低智商自大狂!依然是个让人担心的睡不着的角色!
我赶快与他中断谈话,转到一个人少的角落,另一女友端着酒也转了过来,她无意中听了B与我的全部谈话。她摇摇头,说这个人永远长不大,无知识:“关于香水的话,还是我教他的,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是Chanel No5。这个男人怎么记不住,编故事细节要准确。”
这下子轮到我转过身来看这个女人了:可不是吗?男人管逼死人命的大事,女人管走上死路的具体细节。
所以我期待女人拿起电话,我可以享受地听到她的仙人球竟然开出红白紫三朵花,很吉祥;她的小京巴狗竟然开始怀孕,肯定是邻居家野狗耍流氓,如果基因没有被污染,肯定送我一条小狗;或是孩子尚不到十岁,竟然快写完一本小说,从同性恋到异性恋,大讲男性雄心壮志,才华横溢,看来会是一个托尔斯泰。真了不起--到此电话可以结束,小男人也危险,我也够困了。
为什么孔老夫子抱怨“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因为孔子带一大帮野心青年,周游列国抢官做,当过此国或彼国的大官,而且卷入政争。假如没有女子加小人把他拉回家,他就没法余生关在草屋里述而不作,成为历史第一牢骚家,而早就在某国被政敌砍掉脑袋,历史就少了一堆自以为聪明的话头。
当然也有巾帼英雄,中国传世第一人花木兰,此人无数战场拼杀,竟然从来没受过伤,更不用说十八年没有脱下盔甲衣服洗过澡之难,尤其每次小便竟能完全隐藏,到荒漠地带干脆整日不撒尿,真是历史第一奇事。这种英雄,我希望女人们不要做。
外国传世第一人,称为圣女贞德。此人在法军全面失败退居一隅时,振臂一呼,全军振奋。结局当然很惨:被法军中嫉妒的将领出卖,烧死在火刑柱上,罪名是“巫女”。我想她也是巫术中人,不然哪能让全军听令?
铁血宰相俾士麦,如果遇到个慈禧当政,抽用军费建花园,又有什么办法?所以雌威加雄心,最要不得。Feminism,先前译为“女权主义”,现译为“女性主义”,我举双手赞成。不是说女人应当把“权”拱手让给男人,而是说女权成了主义,与男权主义一样危险。
请想一下,全人类每个人一概雄心勃勃,这日子还过不过?我每天临睡前的电话粥还煲不煲?
赵毅衡 视界
赵毅衡。男,生于广西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自1988年至今: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席教授(Reader)。
主要中文著作有:《远游的诗神》1983,《新批评》1984,《符号学导论》1990,《苦恼的叙述者》199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7,《必要的孤独:形式文化学论集》1998,《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1998,《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2001;主要英文著作有《The Uneasy Narrator: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1995,《Towardsa Modern Zen Theatre》2001;主要文学创作有:《居士林的阿辽沙》中篇,1994,《沙漠与沙》长篇,1995;主要译著有:《美国现代诗选》、《化身博士》等。
赵毅衡的随笔文章,手法故意朴实,从多视角、别人不屑入手的层面诠释出常规问题的令人撼动的文化意识,折射出思想的广阔。
把希特勒写成一个人?
希特勒是人还是魔鬼?这好像是个弱智问题,或者只是战时宣传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把希特勒写成魔鬼,实际上是不仅为希特勒开脱(“反基督”也有其历史使命要完成),也为一代德国人的错误开脱(人如何能抵挡魔鬼煽惑之蠹?)只有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来分析,才能真正得出历史教训,使今后世代不再重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剧。
历史家,传记家,已经做了半个世纪工作。从五十年代起,就有不少卖座的希特勒书籍出版。但是很少有小说这样做。十年前我翻美国后现代先锋作家戴文坡的短篇小说“铜色叶子红叶子”,写希特勒去看望尼采已经高龄的妹妹,全篇用的是“戈倍尔式”夸而无当的恭维赞美调子。有读者指责说,这篇小说是在赞美希特勒,实际上稍有一点艺术敏感的人,都会明白,这篇小说是在反讽:言词可以多么虚假,“善行”可以如何虚伪。使我悲伤的是,许多读者竟然看不到此中奥妙。
2004年,德国上演了据说是第一部德国人拍摄的希特勒“传记片”《崩溃》(Der Untergang),以希特勒最后的速记员视角,写希特勒自杀前在地下指挥所度过的最后12天。全片用的是“超级现实主义”,极度写实,上半部甚至相当沉闷。在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中,希特勒从容举行婚礼再自杀,对服务人员彬彬有礼;而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自杀的戈倍尔夫妇,也似乎成了从容“就义”的样本。
此片在德国引发巨大争论,也挑动了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兴趣。由于全片集中在被困与地下的12天,没有任何“倒述”,说说希特勒是如何弄到这个局面,罪有应得的历史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导演赫西毕尔格(Oliver Hirschbiegel)有意用冷静的纪实风格,剔除戏剧化的张扬,使得希特勒及其党徒一如平常人。
在影片引发的争论中,不少人欢呼:德国人终于成熟到能够自己冷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德国人有权叙述德国的历史。实际上德国人一向拍二战电影,1981年的《潜水艇》(Das Boot)拍得实在出色,简直是英雄主义的颂歌。这些评者是说,德国人终于有机会自己演出希特勒。
英国恐怕是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国家。2005年刚开始,BBC电视台就回敬了一部电影《阿道尔夫舅舅》(Uncle Adolf),看得出来是一部投资不大的电视电影,但是编剧威廉斯(Nigel Williams)和导演兰腾(Nicolas Renton)取得了引人深思的成功。
电影取材自基本真实的历史: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末纳粹党政治暴发的时期,在慕尼黑与他的继母之孙女盖莉。劳巴尔(Geli Laubal)有三年之久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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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恋爱,当然是有感情的人之所为。但是希特勒对盖莉多方控制,容不得盖莉对任何别的男人感兴趣。1931年9月8日,盖莉与希特勒大吵一场后,在希特勒的公寓开枪自杀,此事史有明载,只是原因不详。有关见证人如希特勒当时的卫士等,到1945年后才能开口,众说纷纭,已经无法查证。
这部电影编剧的出色之处,在于把希特勒政治煽动的内涵,写得非常真实。典型的希特勒政治语言,台词几乎是当年几次演讲的实写,却与他的“个人感情生活”联系很紧。例如希特勒大谈“德国需要铁的纪律”,我们知道他是说盖莉必须遵守他的纪律;例如他激动地说“德意志,我在祭坛上献出我的血”,我们知道他想到的是盖莉血污的尸体,他献上的不是他的血,是其他人的血。在这个头脑中,民族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男女的,是混成一片的。
这样的“人性化”影片,处理非常出色。我推荐中国影片进口公司买下放映权。
历史学家往往指责艺术家:我们多少年前早就讨论过的问题,你们今天才碰。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争论时,近代史界就有这个牢骚。岂不知,学术诉诸理性,艺术诉诸感情。很多艺术描写,不是一个“事实真实”就能解决。希特勒是不是应该写成一个人,在艺术中,就绝对不是写历史那么简单。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BBC放《阿道尔夫舅舅》的那个晚上,哈里王子去参加一个化妆生日派对。这个有名的惹祸包,竟然穿了一套德军服装,佩戴纳粹党袖章。第二天英国报纸刊登出大幅照片,舆论大哗。他正报名军校,舆论要求军校拒收。这个王子已经20,竟然如此不知起倒,对历史的敏感,与中国影星类似。
连王子的历史觉悟都如此,我们对“人性化”地描写纳粹,不免有点担忧。今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且看作家艺术家如何对付这个难题。
文学这游戏不公平
“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才不到一百年,中国人对文学的态度就来了个满拧。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登高一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梁启超眼光的确不凡。二十世纪的中国,果真不断在“革新”文学,借此革新一切。五四以后,无论左右,很少敬重梁启超,却都认“新”文学为新中国第一步。此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事事都有文学带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扫荡文学,以至于八十年代初治愈“伤痕”也得靠文学。文学如此重要,难怪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文学家自视甚高。
现在弄文学的人,对这一百年文学,理所当然地瞧不起。内容不害臊地宣传不必说了,就说艺术性,或者说技巧,现在任何一个写诗的人,都可能比那时的著名大诗人写得好。这很容易证明——随便拿两本诗刊比一下就行。小说也一样。
“不公平”的是,八十年代初之前的文人,自认为民代言,他们的作品果真全民族都读,而且真是全民族的文化英雄——比今日歌星影星更为威风,他们有道义的优越感。
另一个“不公平”,也就好解释了:文学既然参与政治游戏,文学家有时被当作政敌:贬谪流放,判刑坐牢。政治本来就是成王败寇,天无二日地无二君,得意者少败亡者多。作家诗人,写得既不高明,却是名满全国万众景仰,万一卷入政治的绞肉机,不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第三个“不公平”,也就好解释了:当今的作家诗人批评家,比前辈高明得多,名声却与其他职业者相仿,极难传到文学小圈子之外。收入也不佳,靠其他工作“养”写作。但是不用抱怨。没人读你写的诗,但是你绝无生命之虞,除非自杀。有几年,中国诗人自杀比例渐渐高起来,恐怕也是文学地位正常化的标记。
文学家地位不高,想做文学家的人却太多:写小说是无本生意,只要有空闲,文学创作空前繁荣。这本是好事,偏偏读者并没有因为休闲而增加。于是创作找不到读者,文学刊物无利可图改成时尚刊物。2004年中文长篇小说出版竟达1000部,绝大部分印不到几千册。2004年据说出版诗集1000部,几乎全部是诗人自己“赞助”,所谓“虚荣出版”:作者买了送人。
当然,想当歌星,球星,明星的人更多。一百个球星,是拿一百万没有踢出名堂的足球少年垫底。问题是娱乐明星得大名赚大钱,连失败者赌了一百万都觉得值。文学家无名无钱,挤上去也是一条小道,被挤下去的大多数,就觉得不值。
于是“愤怒出诗人”,写出的文字越发多。这是第四个不公平。
鸡汤谁先喝?
杰克。坎菲尔(JackCanfield)先生,60年代在哈佛上大学,学的是当时嬉皮士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中国历史。嬉皮士唾弃成功。这个学士学位确实没有用处。坎菲尔长年在加州当中学老师,眼看大半辈子马马虎虎地过去。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欠债十四万美元,每天靠面条过日子。45岁生日时,他用一张大纸。画了张一万美元大钞票,挂在墙上,盯着看。
紧盯目标,果然有用:他后来每次演说,说到这里,感动万分。“上帝伸出手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种事,西方人叫做“灵感”,中国人叫做“福至心灵”。总之,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开始做个励志书作家。书写好了,大约100个小故事,都是让人激发志气,有所作为,天天向上的。想到奶奶熬鸡汤给他治百病,于是书名取为《心灵鸡汤》。
励志在西方历史久远,坎菲尔认为他祖述伯拉图,亚里斯多德,但是他有所发明创新,他说的都是小故事,而且全是真实的。
他也明白,写书只是第一步,书必须出版发行。但是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只能一家家出版社投稿。投到143家,他认为已经够坚忍不拔,认输也不丢脸。但是无妨再试一家正要破产的出版社。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