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姑娘--石康恶捧北京女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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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昏然，或是慢慢地谈话或倾听。这里也有一种快感，它的目的地是安静、闲暇与惬意，是另一种快感，一个越来越兴起的快感。这种快感，把人们从嘈杂夸张的三里屯，指引到更为含蓄的后海，甚至人们干脆在周末驾车到郊区度过，在溪水、蓝天、高山之畔，远离尘嚣，让颤动的欲望得以休息。
看电视
我承认，个人世界十分狭小可怜，即使是美国总统，我想，他的活动范围，也比一个小小的电视可带我们去的地方要少得多。有时候，我觉得电视机所展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广度，完全是以一种嘲笑个人经验的姿态出现的。它居于人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不停地发出声音，闪现出图画，用以提醒人们，瞧，你的生活多没劲，你整小时整小时地坐在我的对面，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与无奈，你是多么可怜啊。但是，看电视的人们当真可怜吗？
我看过不少谈论电视的文章，说电视文化愚蠢庸俗，浪费人的时间与精力，这种文章让我惊异于写文章人的愚昧无知，我认为，电视节目的力量，几乎可用〃决定性的〃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它不仅提供五花八门的娱乐，同时，也提供给人们一种社会的眼光，一种道德尺度，用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和事。通过电视新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尽管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以前发生过的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战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总也有着不相同的地方吸引着我们，总是看足球的观众不得不承认，通过电视，往往比现场看还要清楚明白，摄像镜头从各个角度捕捉令人激动的画面，把运动员快速的动作放慢，把足球运动的轨迹清晰地展示出来，加上富有经验的解说员的解说，即使是一个门外汉，也能很快地了解场上正发生着什么。它极大地方便了观看，可以这么说，电视创造了一种与场上比赛完全不同的节奏，这种节奏对于多数人来讲，更清楚明白，更易于理解，用通常的话讲，叫做更好看。
不仅如此，电视还创造了一种共同时间，那就是叫分散在一个个小小居室里的单独个人，在同一时间内，收看同一个节目。这是一种与现场观看十分相似的观看，尽管观众们无法即时交流，但想想看，在电影院里，观众们也是不交谈的。尽管表面上大家聚集在一起，但实际上每个人仍处于单独的自我当中。人们在黑暗中，分头欣赏一部电影，而电视却能聚集起远为庞大的人群。动物世界把成千上万关心动物的各式各样的观众吸引在电视前，为一只小象的命运担忧，或为一只扑向猎物的非洲狮子而紧张，想想看，如果真的要把上千万人聚集在一起，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谁也无法保证这一点，人的洪流一旦形成，就会有集体无意识发生，那时候，在集体中的个人失去自我，人们就会像炸药一样，随时会为某种观念或者共同情感而爆炸，而大家分头在家看电视，则远为安全可靠。
电视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纽带，这种纽带，不同于以往没有电视前的任何一种纽带。人们面对电视，就相当于以个人的身份即时地面对整个世界，在电视里，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都是以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形象出现的，每一种立场都像是与个人无关，但又似乎与个人有关，事实上，电视信息悄无声息地调整个人的思想，让他暗暗地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根据他的位置，确定他的行动，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电视里的信息本身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聚集起来，这些信息在电视中汇总，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勾勒出我们生活的运动趋向，我们虽然是在单独行动，但却又是被什么一种莫名而无所不在的东西裹挟着运动，置身于这种运动中，人们可以弥补由自我的狭隘经验所组成的人生的不足，从而与更多的生命产生理解与认同，我相信，有朝一日，当电视能够克服语言给人们造成的障碍之时，无疑，地球村的梦想就会离人们更近一步了。
现代时尚家居中潜伏的妖魔
我时常从〃时尚指导消费〃杂志中看到一些有关家居的照片，那些照片告诉我，人们在以不息的热情来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事实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动人情景，从西洋传来的现代科技使大贫困消失了，人们开始有了点能力追求私人性的舒适与闲暇，人们营造自己的新居或翻新旧居，使生活看起来更加值得一过，个性化的居住甚至使一个水龙头都要服从人们的审美需要，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仍会有古老的幽灵徘徊在柔软的床边、沙发前面的茶几上，以及洗手间的浴缸里，是的，我说的是空虚与无聊。
我相信，商业社会里，人们努力工作所换来的梦想，将被普遍的空虚与无聊蛀空，所有的舒适往往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闲暇，然而闲暇令人发狂，那是一些人们对此猝不及防的空洞的日子，在闲暇中，人们在精神上的普遍贫乏必会暴露无疑，人们将在现代家居中做些什么呢？工作、进食、交换染色体、打扫卫生、试穿新衣、养育小孩，在做完所有这些之后，人们茫然四顾，不禁会为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感到深深的愁苦，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生命离死亡更近了一步，事实上，人们在大步流星地迈向死亡，除此以外，人们别无选择，对此，人们只能长叹一声无可奈何。
家居的首要特点就是一种私密性，这使它与公共场所区别开来，我认为，这一特点来自性的需要，人们各自关起门来，偷偷摸摸却又不约而同地去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复制一个令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自我，用以满足自己长生不死的幻想，这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人们只能用诡计来对付造物主的铁律，人们的生活围绕着性忙碌着，性欲戴着各种面具出现，驱赶着人们朝着生命的固定的轨迹前进，积极地建设维护着所有有关生命的梦想，我相信，所有的恨及不满都是假的，人们无条件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这个世界中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特别是，人们爱着自己的同类及伴侣，只有嫉妒会破坏这种爱，使之不完整，然而，嫉妒也无法阻止人们去留恋人生的各种印记，特别是有关性的印记，这些印记深烙在青春、孩子以及家居当中，毕竟，人们没有发现任何高于人生的世界，人们的情感被那有关生命的梦想抓得牢牢的，尽管那梦想是那么地虚幻、无法走近，事实上，它不过是死路一条而已，真是令人泄气。
从长远看，人类的生活，是从大自然中走进家居的，家居是人类的外套儿，它保护着人们，使之不受天气的影响，使人们的工作生活质量及效率大幅度地提高，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有一个短暂的具体目标，人们为此而奔忙，但是且慢，一旦人们休息一下，停一停，想一想这一件事，也就是在那所有琐屑的事情之外，人生还有些什么内容的时候，空虚便从天而降，一种无可扼制的无聊感就会油然而生，事实上，即使在一个布置得完美无缺的家居里，人们也会很快厌倦，就像人们很快会厌倦一件任何样式的艺术品一样，缺乏精神世界的人们，必会尽快从家中走出，去各种地方寻求新奇，用以满足自己的感官及精神，在这里，我必须指出这样一幅图画，人们深陷在舒适的沙发里，所有的欲望暂时得到了平息，这种情况发生在精力不济时，便会昏昏欲睡，但不幸的是，更多时候，人们仍有富余精力，那么，有谁会去热情地一遍遍欣赏那曾被描绘成百看不厌的家呢？是的，人们不会，人们通过电视，过着虚假的公共的生活，努力从中寻找与自己有关的各种信息，然而，那假象很快便会暴露无疑，因为公共生活首先必是一种交流的生活，那才会令人感到安慰，于是，人们跑到英特网上，不幸的是，再快的英特网也不够生动，单调乏味终于控制了一切，因为这一切均是虚拟的，而人们追求的则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真实可信。
我本人常常在家，也干过装修自己的居室、美化家庭之类的事情，深知这件事的缺陷，那就是，私人性质的生活单调至极，无可忍受，那可恶的一成不变的空间，那单调的打发不去的时间，常常令我的神经不堪忍受，无论添置什么新的生活用品，还是养花养草、养猫养狗，或是与别人同居，都无法弥补那属于私人生活的特有的寂寞，那是一种无奈的窒息感，独处家中，真是形单影只，如处牢笼，倍觉烦恼与绝望，事实上，我现在认为，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极度有赖于健康安全的公共生活，而放眼四望，那种生活在何处呢？
人类在公共生活方面是有过一些成功的先例的，蒙马特高地、格林威治村等，我认为，这种生活是个人家居生活以外的最终避难所，一般来讲，为了更丰富的公共生活，人们宁可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若是有一些叫我真的留连忘返的好去处，我甘愿一把火烧掉自己的家，人们建设好自己的小窝儿，下一步便是要离开它了，我不相信会成天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发愣有什么温馨之处，放上音乐，喝上一杯闷酒，那滋味之艰难苦涩，叫人凭空望而生畏，而多彩有趣的公共生活，更有赖于社会的精力安排，那是有关人类生活方式的更关键的部分，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是人类涉及幸福欢乐这些概念的一部分，事实上，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此真心地表示绝望，因为无论回望或展望，我都没有看出人们对此有任何行动的迹象，看来这个古老的民族对于单调乏味，有着惊人的忍受能力，换句话说，在精神上，人们是那么容易满足，这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极端贫乏与枯燥，真是够稳定的！对此，尽管我特别地不解，但仍表示由衷的敬佩看来，那些徘徊在中国家居中的妖魔仍在沉睡着，唉，但愿它们能够长眠不醒。
七十年代人的矫情
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我认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以及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使社会对财富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财富至少可解决人们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矫情幻想，从长远看，财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特别是，在财富上成功，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为目标，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这种痛苦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焦虑及压抑，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七十年代人现在正是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关注目标，是因为他们是城市消费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特点形成了某种被争相摹仿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不具有与他们同等消费实力的人看来，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过分，因此很容易被称为矫情，而对于超过他们消费实力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败者，因此也极易被说成是矫情，在两者的眼光看来，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过分，不幸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适应着社会以及自己的内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现在这群人当中，而是出现在局外人当中，是局外人对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细节的不理解，要么，干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挑剔及误解。
我个人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谈矫情这件事，因为它很像是某种轻微的强迫症，只要人们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分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么，矫情说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