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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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4)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唐朝的“苦迭打”(1)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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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