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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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当皇上了。
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欧洲人，变得强大和人五人六起来。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不胜唏嘘。其实，汉唐盛世，中国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大概，中国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开放的内闭之时，也必是国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了。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将它视为洋货的。
胡椒八百石（4）
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大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同志，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还是姓“社”，才决定取舍。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大家，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而摩伽陁这个国家，“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这个距离，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气派。本土不产胡椒，敢不远万里，从原产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运过来。从地图上看，从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
这八百石胡椒，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书》，发现代宗李豫时的权臣元载倒台时，查抄没收其全部财产，从他家中搜出，竟藏有“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惊了。从古至今，中国官员们的贪污，从金钱到女人，从房子到股票，从茅台酒到洋烟，从金针木耳到粉丝粉条，来者不拒，无不笑纳，已经够没出息，够下三烂，够令人恶心的了。想不到从这位唐代贪官家里起赃，竟有钟｜乳、胡椒等大批物资，这在世界贪污史上也是一条奇闻。
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那么这批赃物差不多有六十多吨，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运抵长安。打那么遥远的地方，运来如许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贿者的财大气粗，和受贿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这类官员有点为艺术而艺术似的，纯系为贪污而贪污，所为何来？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里，中国贪官的强烈占有欲，浓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由此也可了解唐代丝绸之路，幅员之广，交易之远，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难怪汤因比先生要将他的伦敦户口，迁到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了。
元载的赃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过于来自阿拉伯群岛的香料钟｜乳了，多达五百两，让李豫简直恼火透了，打开国库，怕也找不出这许多。于是，他指派宰相刘晏主持工作组，清查这件案子，但“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实际上他亲自坐镇。肯定元载得意的日子，曾经不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后，处理这笔钟｜乳的办法，也挺反映李豫气急败坏的个人色彩。他下令，凡中书省四品以上，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前来领取一份｜乳香，而且发布命令，朕要你们回家后，燃香庆祝，取得廉政胜利。
那几天，长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满城飘香的日子里，李豫“下诏赐载自尽，妻及子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断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披东都第助治禁苑”。在中国，只有这件事不会引起异议，而且大家会拍手称快，那就是处治贪污犯。所以，元载贪污集团的覆灭，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
虽然《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诗》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看来是个知识分子无疑。但是，从他的聚敛行径看，与老农把几文钱掖在裤腰带里，并无什么区别。因此，他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始终未能摆脱他老爷子给人当管家，老老爷子说不定是扛长活的农民本质。元载看着他堆满仓库的八百石胡椒，五百两钟｜乳，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官上的乐趣，收藏上的欣慰感，与老农民站在打禾场上，看着黄澄澄稻谷的快乐；与地主老财半夜三更点着灯下到地窖里，看一个个金元宝的享受，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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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5）
这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现实的物质欲求了。时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东窗事发，坐到被告席上，成为千夫所指的贪污犯。他们原先谁不是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呢，有的还当过放牛娃呢？但和元载一样，血管里还流动着老爷子、老老爷子那小农意识的基因，就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堕落。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流寇”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性欲，而罔顾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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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6）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谎话大师（1）
在中国历史上，谁是说谎的冠军，一是由于我读的书少，二是由于五千年来，中国当官者又有几个不说谎的？还真是难以有个准确答案。但小官也好，大官也好，凡政治家撒谎，大半皆为烟幕弹，无非为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撒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老子需要谎。
根子就在这里。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之祝贺。”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流行曲，其实并不好，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然而臣下为皇上的洪福齐天，还在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真是够荒唐的了。尽管进奏的杨知至，庆祝的众大臣，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信谎。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但他需要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于是，这种当面撒谎的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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