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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李国文读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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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
  一个曾经拥有过一切的人,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有的人,在有同样机会获得什么的时候,前者会表现得从容,后者会表现得急切;前者固然也贪婪,但不一定穷凶极恶,后者则必然会疯狂攫取,而不惜竭泽而渔,永无厌足。在山林里觅食的虎,只消吃饱了,便不再捕获猎物,这平静会一直到它再度感到饥饿时。可长安城里这只充满了报复欲望的虎,那血盆大口,总是张着的,永无宁日。
  接着,他要排除挡住他路的另一个太监鱼朝恩。
  凡太监,百分之九十九,是小人,而元载,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行径,多年来如鱼得水,混得油光水滑,即使本非小人,也必修炼成小人之尤不可。小人和小人,有时候志同道合,沆瀣一气,有时候针尖麦芒,相互寇仇。他和李辅国,好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和鱼朝恩,却颇有水火不能相容之势。
  很简单,官场即磁场,磁极就是那位最高统治者。朝廷上下,文武百官,无不被这个磁极所吸引,而趋之,迎之,近之,附之。有点像文坛名流,出席公众场合,美女作家紧贴,青年才俊猛围那样,或搂而留影,或挽而起舞,或耳鬓厮磨题词赠诗,或门下传授贴身教诲,这种物理学上的“场”效应,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元载想得到更多,自然要向磁极接近,鱼朝恩不想让他得到太多,自然就不让他向磁极靠拢。
  这个鱼朝恩,与扫马厩出身的李辅国不同,同是太监,他稍有文化。所谓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表现欲特强。第一,他是禁军总司令,兵权在手,大家不得不买他账;第二,代宗是他拥立的,要没有他,李豫当不了皇帝,一把手也不得不让着他点。所以,他一犯作报告的瘾,就传满朝官员,听他讲大课,谁也不可缺席。
  这就好比没写过小说的菜鸟,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小说创作,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狗屎,大讲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一样。虽然,当众放屁,这是很滑稽的,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作这种类似放屁的文学演讲,那就更令人笑掉大牙。唐朝的听课者,谁不是十年寒窗攻读过来?台下听众无不怒形于色。你算什么东西?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真敢开牙!才不愿意听这个阉了的老公开讲《易经》呢!
  不过,倒是有一个人,既不生气,也不光火,从头至尾,满脸微笑,还认真做笔记,这就是元载。此刻的他,一头吊睛白额猛虎,居然像猫那样乖。鱼朝恩不傻,知道他安什么心眼,对亲信说:“众皆不怿,似不足怪,独载莞尔,令人叵测。”
  鱼朝恩没想到,败在这个平素里惧他三分的元载手里。《旧唐书》称:“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不与载协,载常惮之。”其实,惮他的还包括代宗。
  肃宗晏驾,鱼朝恩时为观军容使,为禁军首领,掌握兵权,军方的支持,对代宗继位为帝,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李豫做了皇帝,也不踏实,总是心存忌畏,要是这位武装力量总司令一翻脸,废掉了他,另立新帝,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不得不事事得听命于这个太监。然而,鱼朝恩也是一个不懂得“日中即移,月满则亏”这种最简单道理的笨蛋,得寸进尺,肆无忌惮。“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允为度。”为帝的李豫,做得很不爽,很恼火,很窝火。
  
长安城闹虎(4)
鱼朝恩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绝对的小人,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的一动一静。他根本不知道元载的阴谋诡谲,早就揣摩出李豫的内心苦衷,找了个机会,私下里直陈己见。并设计出收买禁军头领,勾结地方实力,调离心腹干将等诸多办法,使得代宗下令免除鱼朝恩职务时,这位禁军首领竟号令不了自己的兵马,无法操控部下为他卖命,为他作乱,只好乖乖下台。
  代宗论功行赏,重用元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这位皇帝始料不及的,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元载比鱼朝恩更不是东西,专权以后,嚣张跋扈,不可控制。甚至将李豫架空,弄得他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据《旧唐书》:“(代宗大历)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知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载兼判度支,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轸,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多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
  这个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志气骄溢,贪得无厌的元载,抓权弄钱,为非作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弄得天怒人怨,成了唐朝第一大贪,也成为长安城几乎都装不下的无限膨胀的大人物。
  据《新唐书》,载妻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悍骄戾沓,载叵禁。而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亵戏,并族环顾不愧也。”在他的邸宅里,“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傲然不悛。会有李少良者上书诋其丑状,载怒,奏杀少良,道路目语,不敢复议。”那时候,“元载专权,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争纳贿赂”。
  一般来讲,君子与君子相处,同声共气,小人和小人来往,臭味相投。元载炙手可热,朝野中的坏人,自然像蝇逐腐肉地麕集到他周围,形成一个老婆孩子,秘书情人,三亲两好,铁杆弟兄沆瀣一气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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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载纵容其老婆、其子弟,聚财敛货,收受贿赂,凡江淮方面的地方要职,以及京师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必安排他的党羽。满朝文武,慑于他的引用亲信,排斥异己,皆帖服求安,俯首听命。于是,代宗既懊悔,又害怕,既寝食不安,又无计可施,看着他尾大不掉,任其为非作歹下去。
  野史里记载过他辉煌极盛时的一则轶闻,一位来自宣州的昔日旧友,跑到长安来向他求官,元载懒得理他,也没见面,随便写了封信,支应走了。半路上,这位走他门子的朋友,偷偷打开了那封信,想看看这位权相,到底写了些什么。结果,“书无一言,唯署名而已”。老友失望之至,以为彻底没戏了。
  途中,路经幽州。本着姑妄一试之心,向地方政府通报,说他持有元相的亲笔信缄,欲参见节度使。这位幽州的最高长官,一听部下汇报,是元相的什么老相识,连忙派员隆重接待,安排在高级宾馆住下。信不是给他写的,他哪敢打开,只是“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不过亮了一下信封而已,地方官如接圣旨,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敢稍有怠慢。
  由此可知元载之专权骄重,之恃威横行,到了何等程度。所以,长安城闹虎,虽然只是一个个别事件,但却是元载当政的一个缩影而已。
  元载是唐朝人,离我们很远了,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案例,也在提醒大家,凡素本寒微,家世贫苦,躬耕陇亩,三代贫农的官员,凡几乎与元载一样,有着大同小异的出身者,一旦获得权力,其搜刮财富,贪赃枉法的可能性,其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的可能性,若无坚定立场,健康思想,是控制不住犯罪欲望的。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彻底一无所有的阿Q,地道的无产者,当他在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后的美梦时,也是来不及地要到赵太爷家搬箱子,搬衣柜,和那张宁式大床的;也是等不及地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以及假洋鬼子老婆的。无独有偶,近年来被推到法场的那些高级干部,无一不是重蹈元载、甚至阿Q的覆辙。
  
长安城闹虎(5)
元载为他的这种出身低下卑微的命运,狂躁悖谬一生,肆虐宣泄一生,成为一个权力狂。作恶多端近十年之后,终于到了恶贯满盈的一天。“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资治通鉴》)
  要不是吴凑是皇帝的舅舅,满朝文武,皆是元载亲信,代宗连一个可以说话商量的亲信都没有。所以,这次审讯,实际上是这位皇帝在幕后操纵,因为贵为帝王的他,长时期内,不得不忍受着元载的猖狂。当原是鱼朝恩的嫡系,后来成为元载的亲信,一位任射生将的勇士周皓,在他家祖庙里,亲手杀死那头虎以后七年,元载也到了头了。
  “先杖杀左卫将军董秀于禁中,乃赐载自尽于万年县。”(《资治通鉴》)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遗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唐五代卷》里,竟收有元载的词条。《全唐诗》甚至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他或许应该算是一位诗人。“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但当元载坐在囚车里,押往万年县受刑,塬上风光,终南秀色,已经引不起他的诗兴。这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白额斑斓猛虎,进入生命倒计时之际,看到,听到,想到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
  威也好,霸也好,神气也好,了不起也好,在死神面前,就不值一提了。
  无论如何,元载也曾经是当朝一品,他那时要说个不字,代宗李豫也不敢坚持。对这样的大人物,行刑的刽子手,一是按照惯例,一是表示尊让,遂问了他一句,在最后时刻,阁下还有什么要求?
  元载说:“愿得快死!”
  主刀刽子手曰:“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
  “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通鉴记事本末卷三二》)
  这就是先贤在《战国策》中,对所有在巅峰状态,得意非凡的大人物,所敲响的警钟了。
  “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
  元载能想到这个芝麻绿豆大的狱吏,将一只臭袜子,塞进他的嘴巴吗?
  
帝王的聪昏周期率(1)
唐德宗李适,曾经是个很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终于逃脱不了中国帝王难免的,这种聪昏周期率交替的宿命,到底还是昏庸,昏懵,昏聩,昏天黑地起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悲剧,无不与最高统治者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越到晚越走向反面,越到临终越无可救药,有着莫大的关系。
  就在德宗皇帝由聪转昏,由清醒变糊涂的早期,对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在一个私密的场合,推心置腹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混蛋皇帝很多,但再不像个样子、不成个气候的最高统治者,如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劝臣下纳贿,苦口婆心地动员掌管国政的宰相腐败,还真是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进贡啊,孝敬啊,表示啊,意思意思啊,无妨笑纳,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明说,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贪赃枉法,大面积地收受贿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陆贽不领情,断然拒绝。
  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振作一番,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侍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
  “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当德宗被叛军逼出长安,逃亡在外的时候,陆贽随行。“山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于色,其宠待如此。”(《旧唐书》)
  可是,在唐朝,也不光是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有光明磊落的贤相存在,也必有卑鄙龌龊的奸臣出现,有慷慨激昂的正直之士纾难排忧,也必有恶浊邪佞的无耻之徒兴风作浪。上帝有时就像小商小贩那样打小算盘,令人无奈。卖好白菜偏搭糠心大萝卜,售鲜黄花要配臭不可闻的烂带鱼,从来不给那些封建帝王一个理想的执政班子,总是良莠不齐,好坏兼之,就看你这个当皇上的,是聪?还是昏?你用对了人,你江山坐稳,你看错了人,你日子就不好过。
  就在德宗终于按这种周期率,逐渐混账,终于浑蛋的时候,一个在全唐史上,也数得上坏蛋之出类拔萃者,曾经注释过《史记》,也算是一个有文化,有学问的裴延龄,一步一步被信任,被宠幸。于是,这个中书侍郎,判度支,“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在封建社会里,正与邪的较量,谁胜谁负,关键在于德宗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知识分子要是下流起来,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由于“延龄日加谮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等于逐出领导核心)。贽性畏慎(这是个严格要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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