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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李国文读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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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始末(3)
*年       *月*数量   
  隆庆六年(1572)  六月2,525,616两
  十月2,833,850两         十一月4,385,875两
  万历三年(1575)  四月4,813,600两        六月5,043,000两
  万历五年(1577)  四月4,984,160两
  (据樊树志《万历传》)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57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64岁,耿定向72岁,李贽75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厌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我记不得是基辛格,还是别的外国政治家讲的,权力具有壮阳的作用。或许如此,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其性饥渴愈甚,但年岁不饶人,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淫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名将戚继光为拍他的马屁,贡献他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服药以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张居正始末(4)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是中国历代最剧。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狠,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报复。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他这赃。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到万历所想像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钤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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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圃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张居正始末(5)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的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刮,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张居正生前*太仓存银数
  万历元年(1573)2,819,153
  万历五年(1577)4,359,400
  万历六年(1578)2,559,800
  万历八年(1580)2,845,483
  万历九年(1581)3,704,281
  *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数
  万历十一年(1583)3,720,000
  万历十三年(1585)3,700,000
  万历十四年(1586)3,890,000
  万历十八年(1590)3,270,000
  万历二十年(1592)4,512,000
  (据樊树志《万历传》)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努尔哈赤的后代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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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始末(6)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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