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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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仍然叫我“斯塔西”，但不会当面叫，因为我4年来都没见过他们。我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走出家门，更谈不上乘飞机。我不在家，这让他们觉得方便。我批评他们过度消费，而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付不起每月215美元的房租，他们会帮我摆脱困境的；尽管如此，我却不愿意让他们这样做。我同父亲和继母托妮的联系只是两周打一次电话到俄克拉何马州。我11岁时，我们便搬到了那里。
“一切都好吗？”他们会问。
“是的，你们一切都好吗？”我回答道。
“一切都好。和往常一样。”“和往常一样”意味着我侄子还在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侄子泰勒小时候就被收养在家里。杰伊和他当时的女朋友抛弃了泰勒。挣扎于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杰伊和达娜——一个17岁的高中辍学生，无力抚养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吸毒，但有传闻说达娜怀孕时喜欢闻油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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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蹑手蹑脚走进医院病房，看见泰勒来到人世间的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直想做他的守护天使。我甚至想过把泰勒偷偷带到加拿大，当自己的孩子抚养。可是，如今这个孩子已变成脾气暴躁的少年，而我当初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后来泰勒开始吸毒，情况没有什么转机。由于我和父母对如何对待泰勒有分歧，我便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3）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电脑的嗡嗡声。格朗热先生在开一个重要会议，他让我不要打扰他。于是我表面上客客气气，私下里却通过因特网与外界联系。
突然，我灵机一动，键入“收养查询”。如今；已没有任何退路。
于是，无数个网站出现。我对这些网站进行挑选，找到了纽约州收养信息注册处，这家机构的声誉似乎是最好的。在有些州或其他国家，收养档案对被收养人开放。但在纽约州，收养档案是封存的，只有向法院申请方可启封。如果收养各方都注册的话，收养注册处会让亲生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接触。
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只是在等我去注册。不久，我就可以与这些令人生畏的神秘人物团聚，他们使我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也许寻找多年之后，他们还是不能找到我。另一方面，我只是个临时雇员，当然还没有达到艺术成功的巅峰，哪怕它是微不足道的。想到会使这些想象中的亲人失望，我很沮丧。也许他们会再次抛弃我。也许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多年前做出的决定，压根就不会烦恼。我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小小波折而已。我寻找亲生父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其影响在我脑海中无限增加，数不胜数。
我填了一张表格，要求提供关于我亲生父母的公开及非公开资料，并寄往设在奥尔巴尼的注册处。
保拉：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还记得坐在外婆排屋前的砖砌台阶上。外婆的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布什街区。我像印度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两腿苍白，瘦骨嶙峋。我不停敲击着黑色的手动打字机，在上面练习“弹钢琴”。我尽量坐得笔直，显得成熟。我一次按下许多键，打字机辐条便卡在一起，我担心把打字机弄坏了。
小时候我就对打字机着迷，我认为这很早就表明我最终的职业是作家。也许，在那个和煦的夏日下午，打字机是我在外婆房子里所能找到的与玩具最近似的东西。当然，我经常回想起这段往事，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与外婆有关的往事之一。两年后，外婆就过世了。
她是我有幸遇到的唯一的祖辈亲人，其他祖辈亲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在长大成｜人之前，我缠着爸爸妈妈回答关于这些如烟往事的问题。我常常嫉妒那些有外公外婆的朋友，外公外婆给予他们关爱，更不要说给他们礼物了。
如今，我明白自己之所以非常依恋外公外婆，是因为他们同与我无关的过去有联系。我所拥有的关于他们曾活在世上的唯一证据是爸爸妈妈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存放于阁楼上发霉的旧剪贴簿里。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我猜想外公外婆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彩色照片。和其他孩子不同，我不能仔细端详粗糙的旧照片，找到和自己长相相似的人。
这些年老的陌生人怎么和我有关系呢？仅仅是因为我把养父母看成自己的“真正父母”，他们的父母就自动成为我的祖父和祖母吗？
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血浓于水”，我始终认为家是创造的，而不是生来就有的。妈妈从“亲爱的阿比”专栏剪下一首诗，贴在我婴儿书的内封面里。这首诗写道：“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长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不是在我的心脏下。”
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很快就要过6岁生日。我依偎在外婆旁边，坐在疗养院里她那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外婆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外婆71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不过在当时，她似乎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她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小手，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过了很久。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她用眼神向我告别。
我母亲没有亲生子女，姨妈也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外婆的血脉在母亲和姨妈这一辈人过世之后便不复存在。而且，我相信外婆从来不会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她的嫡亲后代。
如今，我又回到了布鲁克林，这离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不远，我外公在那里开了家犹太肉食店。不过，除外婆之外；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M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我品味着充满期待的最后时刻，灵巧地打开信封。我急切地浏览了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于下午12点51分出生，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岁，是犹太单身女士。”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总是喜欢端详着镜子或商店橱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过着一样的生活，和我一样住在巴黎，提高着法语水平，让克劳德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有多少次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想起一部最受欢迎的电影，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到波兰去，路上巧遇和她长相酷似的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5）
“我们为什么分开？”我委婉地问道。
冬日的下午，光线非常明亮，让克劳德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他望着我，仿佛这是个解不开的谜，一个他冥思苦想的哲学难题。
“这就像阿道夫？德埃内里导演的19世纪系列剧《两个孤儿》，”他常常提到一些玄乎的东西，大声说道，“他们想揭开自己出身的秘密。”
我们接着喝第二瓶啤酒。我把烟灰缸挪走，把信摊在桌子上，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看信。
“信上说我的，呃，我们的生母——说‘我们的’真别扭！——非常聪明，智商高，在一所名牌中学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我一边同让克劳德一起仔细阅读这封信，一边朗读起来。
“她非常聪明！” 让克劳德兴奋地说道，“这倒是在预料之中！”
“她获得了奖学金，考上了大学，但因为情感问题中途辍学，”我接着朗读，“她曾因情感问题住院治疗。”
“情感问题？” 让克劳德问道，“是不是类似于抑郁症之类的问题？”
“间接资料表明你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混合型的，但后来通过药物治疗得以治愈。”
我望着让克劳德，希望能得到他的安慰。他对我无声的发问做出回应，握着我的手，说道：“你没事的。”
这封信指出我生母的精神分裂症已治愈，但我知道我哥哥一直在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这类疾病的灵丹妙药——1968年当然也没有。我不愿接受对她病情所作的诊断。如今，混合型的精神分裂症或许可以准确地诊断为躁郁症。
不过，哪怕她是疯子天才，我也愿意找到她。
我对精神病的遗传因素很好奇，想知道这些因素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有何影响。大学三年级时，我曾患有精神抑郁症，身体衰弱，因而常常卧病在床，而且考虑过退学。我的孪生姐姐是否也得过类似疾病？倘若她真的疯了，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行为举止却发狂的人，我能受得了吗？看到一个陌生人体貌特征和我一样，却神志不清，我担心不能正视自己曾经差一点未能脱身的生活。
让克劳德和我再三思忖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姐姐死了，我怎么办？14岁时我服用过硫磺抗生素，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死去。要是她对这种药也产生类似的反应却没有活下来，那会怎么样？如果看着她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不过她没有那种化学烧伤造成的伤疤，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一伤疤不太显眼，但对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倘若我为情所困最终找到孪生姐姐，她却是娇生惯养的公主般的美国犹太人，不愿和我相认，并对我多年的流浪生活嗤之以鼻，我该怎么办？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情况莫过于她不再孤独，过着安定的生活，身旁有心心相印的伴侣和孩子。看到她家庭幸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后悔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却很寂寞的生活。我们思考着这些情形，有时内心不安，陷入沉默。不过，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清楚寻找孪生姐姐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想到我一直感受的孤独如今并不存在，而只是名义上的，我的内心就平静了很多。
“这才刚刚开始。”让克劳德说道。这的的确确是新生活的开始。不过，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孪生姐姐。
在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我看到双胞胎在母亲子宫内偎依在一起的图画。母亲怀胎6个月时，我第一次睁开眼睛，肯定会看到孪生姐姐朝后望着我。
心理学家认为，双胞胎不仅在出生时与母亲痛苦地分离，而且他们与双胞胎同胞的联系也会被粗暴地割断。他们曾经共居于母体内，关系密切，分享母体内的营养与空间。
虽然科学研究尚未证明胎儿在母体里时是否具有意识，许多人却声称他们有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