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第二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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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校长最怕打官司。法人要上庭的，不管官司如何判，上庭已经输了名声。
中午1点半，午睡正蒙查查，教务主任一个电话打到我家，要我马上到教务处，校长和家长都很不高兴，要我去自己搞掂这件事。我当然更不高兴。
我一到，校长首先表态：X老师是很负责的老师，应该是什么地方误会了。学生主动向老师请教问题，这样的学生是很好的学生，老师应该高兴，并热情帮助学生寻找答案。有什么问题好好研究，心平气和，我们是想解决问题的吧？不是想跟谁过不去。
把我气得不得了，真想象XXX说的：“我想吃了你！”
都50几的人啦，那能没有风度？我先让校长、主任、学生的父和母说个够，要多虚心有多虚心。摆出一副“只要放过我，什么都好说。”的哀兵姿势。等他们都说够了，校长主任都忙别的事去了，我说：“可以听听我的看法吗？”家长很窜，“我就是要听听，今天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过得去的解释。”
我说：很对不起，在课堂上上大课，只教其他学生，就是不教你的儿子，这一招我还没有学会，今后真是要下功夫研究研究。在进一步说明以前，我提一个要求，请这位学生也到场。因为我认人的本事很差，教过无数学生了，能记住人和名的不超过十个。我实在想不起你儿子是谁，更不可能对他有成见。
学生到场了，我先请学生把他对父母的投诉重新说一遍，三口六面，当堂讲清楚。虽然内容跟家长投诉的有很大出入，我不准备计较，但家长心虚了。
然后我问家长，1＋1＝2，对吧？谁都会，对吧？请你告诉我，1＋1为什么等于2？
沉默了很久，我想：应该给台阶下了。我说：有三类问题是不必要问为什么的，一类是知识，记住会用就行了，越问为什么越糊涂的。第二类是规定，不准问为什么的，一问就乱的。例如，在课堂上，我可以大声讲话，可以走来走去。学生就不准。为什么呀？宪法不是规定人人平等的吗？第三类是目前没有答案的，科学界都没有共识，我怎么能给出答案呢？
我又问家长：你知道学习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尊师重道。学生尊重老师，子女尊重家长，没有理由不成才的。反过来，不尊重师、长，只能变得脾气古怪，成不了大器的。文革不是把教师的面子都抹下来了吗？学生学到了什么？什么也学不到！
嘿，投诉老师的学生，在家里能给父母好面色么？！
一下子，重组了。现在不是家长和学生统一战线对付我了，是家长附和我教训该学生了。尽管这个学生后来对我还非常不服气，家长倒是给我道足了歉的，我也赞扬家长，有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及时跟教师联系。今天收获很大，能认识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学生家长，不胜荣幸！
（4）其实我什么都研究，那一本本大部头的“最新教育理论”，我也研究过。现在X市推行的“新教材”、新教法，“研究性教学”实践，其核心是“不注重研究性的结论，只注重研究性的过程”，至于提供的的药方，就是“建立一个学生成长袋”把什么垃圾都装到里边，让其他人能知道学生的成长过程。
狗屁！应该是“目标管理”的变成了“微观跟踪”，应该是“既往不究”的变成了斤斤计较，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变成了“纠缠过去”，应该是“允许学生犯错误”的变成了“谨小慎微”。应该是“环保和最小成本”的变成了热衷于“制造一大堆垃圾纸片子”。
别说写，请出书的人自己去试一试：每天把50多张不按顺序排列的纸片子，分别装入按顺序排列的“成长袋”中，看看烦不烦，看看有什么用！让出书的人自己去试一试，每天去写十点：“今天我如何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今天我如何热爱祖国、热爱党，今天我如何刻苦学习，今天我如何关心集体，今天我如何积极劳动，今天我如何帮助他人”看看其真实性有多少。
现在做班主任的人，个个都希望有一天不用做班主任了，能跟我讲上两句话的班主任，其中必有一句是：“我真想一觉醒来，可以跟你的年纪一样，就可以不做班主任了。那就解放了”。解放都半个多世纪了，还有那么多人天天盼“解放”，笑话不笑话？
98年之前，班主任、级组长、科组长这三职中，我总得当一样。97年50岁了，就发烂渣，什么也不当了。当班主任最好的时期，是91年以前。当时除了计划、总结、学生评语之外，什么也不用写。如何管理，完全是班主任自己说了算。可以自己设计，玩什么花样都行。
那时候，不觉得是一件额外的负担。计划、总结是花了心机而且注意呼应的。评语就流了：千人一面，千面一人。多讲优点，轻瞄缺点。人人有一职（班委、团委、科代表、组长、副组长、小组长－－四人为一学习小组），不同的就是与职务有关的内容，而且叫几个学生帮助抄写。
77年大张旗鼓宣传的“知识就是力量”，现在的新领导没有几个懂了。整天在那里说什么“与之鱼，不如教之渔”。不尊重知识，整天学打鱼，在文化的沙漠中，学打鱼有什么用？不如老老实实给他五块饼、两条鱼。够一大群人吃的了。
为什么那么肤浅、那么不懂辩证法呢？就不能既与之鱼、又教其渔？小学两千天，初中一千天，高中一千天，就不能今天教其渔、明天与之鱼？学生平均每天得一鱼，每天学一渔技，都有两千条鱼，练习了两千天渔技了。
鱼骨是字词句、四则运算、概念公式。鱼肉是规则、定理、规律、内容。鱼头是能力：观察实验、分析归纳、记忆理解、推理想象、思维洞察、逻辑辩证、应用转移。鱼皮是修辞修饰、特色文彩、形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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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篇 “外”行
X年这个时候，高三开工作会议，头头都来参加了。
轮翻作了重要指示之后，级组长发言，反映学生处于“拉不动”状态：教师拚命使劲，学生总走不动。
有一位头忍不住，说：“教师的劲使得不是地方。猜题！我考研究生时，猜中了题，拿到了高分。谁猜中了题，破格，中级破格升高级，高级破格升特级，特级破格解决爱人的工作问题。最起码，破格升一级工资”。
高考结束后，这事没有人提了。
什么叫做猜中题？
猜中一题还是全卷猜中？
一字不错还是模型相同？
你有这个权破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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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篇 “内”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女同事，自尊得不得了，口头经常挂着当年的实绩、现在的实绩，大有真懂教育者，舍我其谁之势。
那前，她最痛的，是每次考完试，乖女都“包尾油”－－倒数第一。
无可奈何之际，刚好校长跟某人讲价钱：高级教师不教高三，说不过去！去年不教可以，要作准备，今年高二教重点班，明年跟上高三。
于是教到她的女儿。就向此人讨灵丹妙药。
此人说：请我上馆子，就教你。
果然请他上酒楼，请同班的任课教师作陪。
酒足饭饱之后，他说：就一招，不要问为什么，照做就是了。一问为什么，就不灵了，你这几百元，就白花了。
乖女也在场，他对她说：以后上完每一节，问自己两个问题：这节课我应该学什么，我学会了没有。
再对老妈说：以后不准在女儿面前谈论学校的事，不准辅导她。除了关心女儿的生活起居，不准说任何别的事。包括亲戚朋友姨妈姑爹的事。然后对乖女说：以后妈妈跟你说什么，一不听，二翻脸。因为分了你的心。
上学期期中考，进了八个名次。又请喝酒，问能不能再进几位。
他说：照既定方针不变，继续忍住不说话。
期末考又进了几名，又请喝酒，问：还有可能再前进吗？专业选什么？
他说：照既定方针。专业选偏门。结果选了生物。又推荐一位年青的细细粒的教师做家教。
一模，排名第八，最后广州某高校本科正线录取。高兴得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又请喝酒，问为什么。
此人说：“教师水平有高低，都是正线本科毕业的，你的女儿能尊师的话，每天一条鱼，吃了六百条鱼，能不肥么？第一次进八名，是作弊的，我跟同事打招呼，每个人都松一点，才进的。”
以后再说话，学校真懂教学的没几个，此人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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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篇 早晨你好
三位PoMa多多咀，
众多太太排成队。
又捉鱼来又摸虾，
康泰祥和看新会。
第23篇 串联
文革初，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可以发生。大串联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是一个很被动的、没有主见的人。大批消息灵通的“红五类”纷纷汇集北京接受检阅时，我还傻呼呼地每天回校看大字报，找人辩论：反正你说东，我就说西，都可以在语录中找到根据。
有一天，七位同班同学来找我，说要出去串联，要我做领队。当时我还不知道：人家都商量好了，却要你当头，其实是找替死鬼，万一出了什么事，找个“冤大头”负责的意思。年青时幼稚得很。于是我就当了领队，迈开两脚，出发长征了。
先走路七天到韶关。然后第九天在坪石发生分裂，主导的四人自行拉队走了，盲从的三人只好跟着领队继续前进。
但是在拉队之前还得利用我一下，由我出面，向当地的接待站报失：证明遗失，补开一张当地证明。当然落案的，还是我的学生证。他们拿走了以我的名义在学校开的证明，让我们拿着新开的证明继续前进。
有证明的好处，是到处吃住都不要钱。最后，总账单都归到名下，斗批改时向我追索。
账单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八个人的食宿全算我的，做了一回“大佬”衬。好在最后有几个“义勇军”，看不过眼，帮我潜入军管会把各地寄来的原始单据几乎全部撕毁了。最后我实交了14。65元。
我连这几个义勇军是谁都不知道呢，真是无从谢起。
我们走到萍乡安源井岗山，走到韶山，最后在长沙不能继续走了，因为分裂出去的四人帮中有一个患了急性脑膜炎，住进了军医院。最后，我们陪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广州，理由是一起出的城门，就得一起进的城门。火车票也是记账的，InthenameofHMZ。
XX兄，伯母真是凭直觉保护你的。我们这些忠直的人，一生不去算计人，在某些人的眼里，最适合做“顶缸”的。
当然，也不能把人性想得那么坏，不是还有“义勇军”么？当班干团干耀武扬威地把“追款条”给我，并限定五天之内结账时，愁了我三天。
第四天，我突然发觉放在桌上的笔记本中夹着一张纸条：请于今天内，到军管会核实账目，记得一定要索查原件！！！（看完烧毁！！！切记，烧毁！！！）。
这张条子我当即吃到肚子里去了。旁边的“暗恋对象”很奇怪地看着我，“纸有什么好吃的？”
是不是因此以后，注定我跟她有缘无份？吃纸总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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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篇 惭愧
说来惭愧，中山纪念堂我只进去过一次，还不记得是看什么的了，好象是《黄河大合唱》，还是《东方红》？搞不清。反正有一次是在友谊剧院看的。
不过，对纪念堂的传说印象最深的，是1966／7／23。听说那是旗派围攻主义兵的第一次大冲突。
主义兵把纪念堂内，能拆的都拆了，讲者绘声绘色。
后来重修时难度很大，原因是纪念堂的结构，叫“薄壳式”建筑，跨度大，堂内没有柱，如果拆错了承力的部份，会当堂坍塌，没有任何迹象预告。
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在初建广州《中山纪念堂时》，机械和材料都没有现在那么先进，居然敢搞那么大型的“薄壳式建筑”，而且就敢把那么多的重磅大石砖瓦往上面堆。就这一点，已经可以骄傲地说，现在还是世界先进水平。
悉尼歌剧院当然比纪念堂大。可是它的设计方面的力学理念是一目了然的，就是既要尽量加大材料的力学强度，同时尽量减少顶盖的重量。
《中山纪念堂》则无论从那一个角度考察，都好象置这两个设计原则于不屑一顾的地位。
无怪在重修时，请了若干外国专家来研究，都是晒手兼拧头的：“中国蛮子”，乱来！
最后从上海请了著名的中国桥梁专家来（这位专家，与我的老爸是同济预科时的同室老友）。专家提供的唯一意见是：别把上面和侧面的东西弄下来！因为弄下来了你就再也弄不上去了。
老总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们可以做表面工夫，千万不要动深层结构。”
说到专家，就想起苏联专家。当年苏联专家指导设计京广铁路时，考察到坪石的金鸡岭，指着上面的鸡屁股说：“不出五年，这块大石头就要掉下来，铁路设计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以免遭受到特大的灾难”。（我的老泰山，还是他的同事？当时也在场，亲耳聆听教诲。）于是，铁路修到这里，绕了好大好大的一个弯。
这块大石头到现在还没有掉下来。还是那个老样子：好象很快就要掉下来。
当年太平天国初起事时，数万清兵把起义部队困在山上，水泄不通，粮尽弹绝。
洪宣娇就曾经打过这块大石头的主意：把它弄下去，给清兵搞一个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