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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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围，因此它力图也技术地，即“理论地和讲究实际地”征服历史。“有用性”或合目的性，是把一个同化于另一个的最好字眼。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认为历史是由因果自然的定律主宰着的——导致了把有用性的理想，如“启蒙”、“人性”、“世界和平”，确立为世界历史的目标，认为这目标通过“前进的步伐”就可以达到。但是，在这些框架中，命运感已经因为衰老而熄灭，随即出现了一种幼稚的、不计后果的勇气，它忘我地、雄心勃勃地心系于未来，急切地想作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因为只有青年才有一个未来，且才是未来，故而他也是那有方向的时间和命运的谜一般的同义词。命运永远是年轻的。谁用单纯的因果链条来替代命运，谁就甚至在还未实现的某物中事实上也只能看到旧的、过去的东西——方向即是渴望（wanting）。但是，谁是为了极度丰富的事物涌流中的某个东西而活，谁就不需要为目标和能力担心，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那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这就是对星座（Star）的信仰，这信仰从未离开过恺撒、拿破仑以及其他类型的伟大的实干家；并且，那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和每个年轻的氏族、民族、文化中最深地——尽管还有那种少年的多愁善感——隐藏着的就是这种信仰，它在所有这些东西的历史中向那些行动的和富于想象的人们扩展着，这些人是年轻的，不论他们是否年已花甲，他们甚至比那些最幼稚的只盯着一种无时间的功利主义的人还要年轻。对暂时呈现在周围世界中的一种意义的感受，在最初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那时，真正存在的、且通过默默的和无意识的体验而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图象的，还只有最切身的环境中的人和物。这个图象还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构成为整个文化的一般表达，那能够阐释这种图象的人，就是生命的唯一合适的法官，是历史的深刻的探索者。
在这一点上，在当下的直接表现与只在精神中呈现的过去的意象之间，换句话说，在作为事变的世界与作为历史的世界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区别。行动的人（政治家和将军）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一个方面，沉思的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二个方面。一个人投入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为了去行动或去承受苦难；而要求第二个方面的则是编年学，那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伟大象征。我们既要往后看，又要朝着不可预见的未来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时期，我们的技术经验很快就把可预见物的要素引进了独特的事变的意象，就是，那不是从属于观相的事实而是从属于计算的被控制的自然的意象。我们把一个“猎物的头”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往后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们把闪电看作是一种危险，接着又看作是一种电荷。后来，在大都市里，这第二种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认识越来越压倒第一种认识；过去的意象被机械化和物质化，并由此推演出一套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原则。我们开始相信历史定律，相信对历史定律的一种理性认识。
不过，科学历来都是自然科学。因果知识和技术经验只指涉已成的、广延的、已被理解的东西。如同生命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一样，知识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即是说，它是把可感的世界当作一个要素来理解，当作在空间中且从属于因果定律的东西来看待。因此，存在一种历史的科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记住，在每一个人的世界图象——它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理想的图象——中，既有属于自然的东西，又有属于历史的东西。没有自然，就没有活生生的和谐，没有历史，就没有因果的和谐。因为，在自然的领域内，尽管两个相同的、合乎规则的实验必定有相同的结果，但每一个实验都是占用一个日期而不是重现一个日期的一种历史事件。而在历史的领域内，过去的日期或资料（编年、统计、名称、形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事实就是事实”，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论eoria），不论是在前一个领域还是在后一个领域。但是，历史本身就是“处于焦点中”的存在的条件，材料只是这种条件的一个帮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标是获取材料，理论只是这一目的的仆人。
因此，并没有一个历史的科学，而只有一个有关历史的辅助科学，它要查明那已有的东西。对于历史的见解本身而言，资料永远都是象征。反之，科学的研究属于科学，且只属于科学。它借助其技术的根源和目标去发现资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别无其他；并且从它把目光转向别的某个东西的时刻起，它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某个超科学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才是不同的。后者一致地重复自身，前者决不会。后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实。不论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图象中显得多么密切相关，根本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如同一个人的历史图象的肤浅（因此是这个人本身的肤浅），毋庸置疑地是与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成正比一样，书写的历史的空洞无物，毋庸置疑地是与它在其中把建立纯粹事实性的关系作为其目标的程度成正比的。一个人对历史的体验越是深刻，他接受“因果”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假如读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活生生的自然”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几乎没有一丝因果的踪迹，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来，时间并不是一种距离，而是一种感受。但是，对终极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体验实际上为一般的学者所拒绝，他们只是纯粹鉴别性地分解和整理，既不容许自己去沉思，也不容许自己去感受。反之，在历史的情形中，这种体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证明这样一个悖谬的合理性：一个历史的研究者越少与实际科学发生纠葛，就越是对他的历史研究有利。
再借一个图表阐述一下：
心灵
生命，方向
命运…体验
独一无二地发生的和不可挽回的
“事实”
观相的机智（直观）
意识作为存在的仆人
“历史”的世界意象
生命体验
过去的意象
建构性的沉思：
（历史学家，悲剧作家）
为了探讨命运
指向未来的方向；
建构性的行动：
（政治家）
为了成为命运
世界
广延
因果知识
恒定地可能的
“真理”
体系的鉴别（理性）
意识作为存在的主人
“自然”的世界意象
科学方法
宗教。自然科学
理论的：神话和教义。假设
实践的：崇拜。技术
十一
可以允许把一组或任何一组社会的、宗教的、生理的或伦理的事实确定为另一组这类事实的“原因”吗？理性主义的历史学派、甚至最新的社会学会回答说：“当然可以”。他们会说，那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我们对历史知识的深化。但事实上，对于“文明化的”人而言，总是暗含着以一个基础性的理性的目标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的世界其实就没有意义。并且，他在选择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时候，总是放任自己于最缺乏科学性的自由中，而在这一自由中，毋宁说存在的是某种喜剧性的东西。一个人可以选择这一组或者另一组事实作为第一因——这是引起争议的无尽的源头——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学为基准来自称是对“历史进程”加以阐述。席勒在他的一个著名的陈词滥调中对这个方法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表述，在一首诗中，他说，“世界混乱”（Weltgetriebe）与“忍受饥饿和忍受爱”（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是一致的；从理性主义进入到唯物主义的19世纪已经把这个看法变成了信条。效用崇拜达至顶点。以至于达尔文以他的世纪的名义牺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论。生命事实的有机逻辑被披着生理学外衣的力学所替代。遗传、适应、自然选择成为具有纯粹机械内涵的效用原因。历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空间中”的某个自然主义的运动所替代。（但是，不论什么东西，皆有其历史的或精神的“过程”吗，或者说有其生命“过程”吗？对于诸如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这样的历史“运动”，可以以科学的运动概念来加以处理吗？）“过程”这个词消除了命运，揭开了生成的秘密，并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变的悲剧，而只有世界事变的一个准确的数学结构。“准确的”历史学家就在这结构之上来阐述这样一个前提，即：在历史图象中，我们的面前有一系列机械性的“状态”，适合我们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适合于一种物理实验或一个化学反应一样；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标都能被分组归类，作为在可见的表面的一个可理解的体系。这实在是简单得令人吃惊。人们一定会承认，对于一个极其肤浅的观察者来说，假设（就他的个性和这个假设的世界图象而论）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这样，饥饿和爱成为了“民族生活”的机械过程的机械原因。社会问题和两性的问题（两者都属于一种公众——全然公众——的生存的“物理学”或“化学”）成为了功利主义的历史的明显主题，因此亦是相应的悲剧的主题。因为社会戏剧必然地伴随有对历史的唯物主义处理，在歌德的《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中最高意义上的命运，在易卜生的《海上夫人》（Lady from the Sea）中变成了不过是性的问题。易卜生和我们大城市里的所有理性诗人都只是建造——从他们的第一原因建造出他们的最后结果——但他们不会歌唱。作为艺术家，黑贝尔千方百计想要以其与其说是直觉的不如说是鉴别的气质去克服这种纯粹的散文化的因素，以便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诗人，因此他只能绝望地和整个地以非歌德的方式去推动他的情节发展。在黑贝尔那里，如同在易卜生那里一样，推动手段试图因果地塑造悲剧，他分解、再分解、变换、再变换他的逸闻，直到把它们形成为一个可证明某一结果的体系。这只要看一下他对犹滴（Judith）的故事的处理——如果是莎士比亚，一定会如其本然地处理，会在纯粹历险的观相魔力中觉察到一种世界奥秘。但是，歌德的警告——“我请求你，不要到现象背后去寻找什么东西。现象自己就是教训。”——对于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时代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试图在过去的观相中去读解命运，试图把纯粹的命运表现为一个悲剧，这样的想法同样与他们格格不入。在这两者的领域，效用崇拜已在自身面前设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他们所塑造的历史形态，不是为成为自身而存在，而是为证明某个东西而存在。每天的“问题”都得到“处理”，社会的问题被妥帖地“解决”，历史阶段，如同历史教科书所示，成为达成那一目的的手段。达尔文主义，不论对它所处理的东西是不是出于一种无意识，已经使生物学具有了政治上的效力。不管怎样，民主政治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已经在原生质中发生，蚯蚓为生存而作的斗争，已经给那些艰难地爬行的二足动物上了有用的一课。
由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学家无法从我们的最成熟的和最严格的科学——物理学——中汲取教训，谨慎的教训。即便我们同意他们的因果方法，他们运用这一方法时所体现的表面性也是一种卤莽。既没有理智的教规，也没有敏锐的见识，而只是放任一种怀疑主义，那是我们操控物理学假设的时候所固有的。因为物理学家对他的原子、电子、电流、力场，以及以太和物质的态度，与外行和一元论者对这些东西的朴素信念相距甚远。它们只是他交付于他的微积分方程式的抽象关系的一些影像，他在那些方程式中赋予了它们一些超现象的数字，如果他允许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在几种理论中去选择的话，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在它们当中发现任何现实性，而只想找到“惯用的符号”而已。他也知道，一个实验除了对周围世界的技术结构要有所了解之外，通过这一过程（这是通向自然科学的唯一路径）所能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那一结构的一种象征性的阐释——肯定不是流行的乐观意义上的“知识”。因为，自然的影像是才智的一种创造物和摹本，是它在广延物的领域中的一个“副本”（alter ego），认识自然也就是认识人自身。
如果说物理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成熟的科学，那么，生物学——它的任务就是去探究有机生命的图象——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薄弱的科学。所谓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纯粹观相的活动，对于这一研究，除了借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过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说明。歌德研习矿物学，他的眼界同时自行结合到地质史的一个纲略中，在那里面，他所忠爱的花岗石的意义，几乎等同于我所谓的原始人（proto…human）在人的历史中的意义。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变形（metamorphosis）的原初现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历史的原始形式；进而，他又对在那时还没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纵向上升与螺旋上升的趋势提出了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他对骨化现象的研究整个地是基于对生命的沉思，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发现了“颔间骨”（os intermaxillare），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脊椎动物的颅骨结构是从六种脊椎骨发展出来的。这所有的种种，没有用到一个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运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未完成之歌》（Orphische Urworte）中所表达的：
“你只能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