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明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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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下后，我给老歪打了电话，他始终在学校住着，和我不是一个楼，我说胡汉三又回来了，老外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今晚什么节目。我说，还老一套吧，喝点儿小酒。
可是每次都喝大。
住回学校的感觉真好，特别是晚上喝酒。
上学的时候看过几个北京作家写的他们的生活，经常是饭馆里喝完了又去酒吧喝，直至次日凌晨，这我就不懂了，干嘛不就在饭馆里喝下去，难道是为了换几道下酒菜，非把松仁玉米换成爆米花，来来往往的车钱能多喝多少酒呀，直到离开学校，才知其中奥秘，原来多数餐馆十点一过就关门，要想接着喝只能去酒吧或者KTV，而作家们都是能说会道的主儿，说
得比唱得好听，所以不去歌厅只去酒吧。
当多数饭馆打烊的时候，正是学校周边饭馆上人的时候，下了晚自习的男男女女学饿了，搭帮结伙地围坐一桌，点两盘土豆丝五盘炒饭，AA制；也有大梦初醒的学生，晚上睡不着，拉两个同样睡不着的学生下楼喝酒；还有从七、八点就开始喝的学生，此时已双眼迷离，口齿不清，但兴致不减，此时，服务员和厨师必须做好陪到天亮的准备，他们半夜三更叫你摊仨鸡蛋是常有的事情。
现在，终于又能尽情体验这种美妙的感觉了。
我和老歪还有宿舍的那几个学生在学校食堂二楼餐厅吃了顿饭，钱没花多少，吃得挺痛快，特别是那盘回锅肉，久违了，估计北京没有比学校大师傅做这道菜更地道的厨师了。
我带的两瓶二锅头一瓶用于消毒，一瓶被喝掉，人多力量大，喝完都没事儿，我倡议再来一瓶，那几个学生说不了，他们晚上和对门宿舍约好了去网吧推星际，一决雌雄，要不对方总叫板，然后就一人点上一根烟，奔赴战场。
我和老歪又喝了两瓶啤酒，感觉兴致正好，就给刘子打了电话，让他过来。
这小子也在学校，正和陈希在校门口的饭馆吃饭，我说你丫来学校干嘛不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和陈希回系里打印成绩单，不是怕你忙嘛，所以没打电话，再说我也不知道你在。
我说我搬回学校住了，你丫也回来吧。刘子说那学校又不得安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是要写小说的，老歪也特努力，买了好几本考研书。刘子说，你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追求。我说咱当面聊好吗，别给中国电信捐款了，他们奖金够高了。刘子说，那你们过来吧，老地方。
老地方就是学校西门那家卖半份菜的餐馆，特招学生喜欢。
　我和老歪走到校门口被保安拦住，问道：“干什么去？”
“出去。”我们不以为然。
“都几点了？”原来学校有了新规定，晚上十一点后禁止出入校门，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要出去的，保安却死活不放行，我们只好说，“我俩不是这个学校的。”
“甭跟我来这一套。”保安说，“凡是想出去的，都拿自己不是这个学校的说事儿，谁信呀！”
我说：“我们真不是这个学校的，根本就没有学生证。”学生证早在毕业前就被学校收回了，惟恐我们拿着它为非作歹。
保安说：“哪个想出去会给我们看学生证，就是有八个证他也说没有。”
我一想，的确如此，没有学生证既证明不了自己是这个学校的，也证明不了自己不是这里的学生。
保安又问道：“你们这么晚出去干嘛？”
“喝点儿。”老歪说，“要不一块去？”
保安说：“不了，夜班，让你们出去可以，捎带手给我拎瓶啤酒。”
我和老歪一口答应，都是年轻人，能理解。
后来，我们不仅给那个网开一面的保安拎了两瓶啤酒，还把剩下的炸花生米给他打了包带回来，他嚼了一个说，还挺脆。
　和刘子、陈希匆匆聊了几句，他们因为要赶末班车，就走了。陈希现在也没有工作，她说希望有更好的机会，说白了就是但愿哪个第一世界国家肯收留她，中国她是不想再待了。
我和老歪各回宿舍，分别时老歪说，回头找一个空床多的宿舍，咱俩还一屋，上下铺，多好！
　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睡下。夜晚宿舍的味道不够新鲜，总给人缺氧的感觉。
躺在床上我想起，刚才夸下准备写小说的海口，从明天起，我就要付诸行动。
第二天，我关了手机，带上笔墨纸砚和眼药水，去了教学楼。准备大干一场。
我至少快一年没来过教学楼了，大四那一年没什么课，我们也很少出现在学校里，去的更多地方是小饭馆和招聘会。
我在教室里看见老歪，他正一个人背单词，我想起昨晚他说考研开始倒计时。
我凑过去：“看怎么样了？”
“快了，就差300多页了。”老歪轻松地说。我看到他正看着第2页。
“准备考什么专业？”我问。
“还没想好。”
“下个月就报名了吧。”
“毕竟下个月才报名嘛。”
“你行。”
我坐在一旁，拿出纸笔，筹划写一篇什么样的小说。
这时老歪的手机响了，他说了两句把电话给了我说，王大鹏，找你的。我们在学校混久了，对在自习室里打电话习以为常，点上一根烟也是常有的事情。小同学虽然看不惯，可也不敢管。
我问王大鹏干嘛，他说你干嘛关机，我说我要潜心写小说，他呵呵一笑，问晚上有空吗，我说我都说在潜心写小说了，他说那也不能闭门造车呀，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晚上七点，我下了班去接你和老歪，我说那好吧。
晚上王大鹏开车过来了，老歪说他不去了，还要看书，我说走吧，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老歪说算了吧，他要分秒必争，我说要不要给你带点儿回来，他说那就带瓶蓝黑钢笔水和涂改液吧。原来我们吃饭，老歪都要求给他带啤酒和羊肉串，看来他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幸福好像长在了我们的屁股上，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他人的幸福，却对自己的一无所知，只会彼此羡慕。
和王大鹏的这顿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只记得他说羡慕我，我问他有啥可羡慕的，他说羡慕我是自由职业者，这是当今社会的时尚，我说我的确自由，却没有职业，我现在特别羡慕没有自由但有职业的人，况且自由职业并非想象的那么春意盎然，他们是个不幸的
群体。
所谓自由职业，便是没有稳定的工作，但要想自由，必然要冲破经济束缚，也就是手里得有俩儿活钱，可挣钱对所有遵纪守法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若想有口饭吃，什么职业者都要工作，区别仅在于在哪里工作——在单位还是在自己家，什么时间工作——白天八个小时还是半夜三更随心所欲。自由职业者已脱离望文生义的表层含义，成为很受管制的一类群体。
就拿自由撰稿人来说，很多人都被编辑同志规定在条条框框里，笔下的每个字都是按媒体要求完成的，许多时候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笔不从心。更有一些自由撰稿人已将自己完全职业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出多少字，否则痛不欲生，跟上班族工作没完成时的状态无二样，生怕被老板炒了鱿鱼，就是憋也要憋出来，无论抽多少根烟，喝多少瓶酒，寻找不到灵感就去体验生活，好的坏的，积极的颓靡的，只要是社会上发生的，都要亲历。所以，出来的文字也是每个笔画都流淌着辛勤汗水和淋漓鲜血。
流血流汗是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经常遇到的事情，甚至牺牲也曾有发生，那个被后人津津乐道并愿做其门下走狗的天才作家不就英年早逝吗，虽然他留下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光辉灿烂，但千万不要以为是个自由职业人就会发达，有多少人写了一辈子，写尽才华，终了还是默默无闻，无名无利，饮恨家中。
所以说，在选择这个职业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切最坏的后果都要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做个自由职业者谈何容易！
然而其余行业不接纳我，现在又没事儿干，只能写点儿字自娱自乐。
掰手一算，我下岗已经快一个月了。而工作离我依然遥远。
　为什么我久久不能找到工作，妈说是形象问题，因为我不是留长发，就是剃秃子，为此被妈说教了许多次：你看人家阎维文的发型，多精神，不长不短，老是那么整齐。爸也说我，倒不一定非要向阎维文看齐，哪怕剪个郁钧剑那样的也成。
以前我不认为和父母的代沟有多深，现在看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他们见我听不进去，就说，别你不听老人言，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吃盐多除了导致高血压，还有什么好处，对了，还能防止白毛女的悲剧重演，可父母脑袋上的白发并不少，这似乎不是缺盐造成的。
他们老了。
好不容易盼来一场招聘会，我对国展早已轻车熟路，这里的每一场招聘会我都不曾落下，老歪谑称我就在国展上班。
国展门口有个卖笔的，每次都喊：“没笔买笔，没报买报了噢！”这次他还在吗？
到了门口，我听见吆喝，扭头一看，果然是他：“没笔买笔，没报买报了噢！”
我冲他微笑，他也冲我微笑。我们都不容易，还笑得出来。
国展依旧人声鼎沸，展台前依旧拥挤不堪。
多数单位要求至少一年以上工作经验，我没有工作哪里来的经验；倒是也有不要经验的，可必须是应届生，我已经属于上一茬的了——这不是成心不让我就业吗！
　一个不太熟的同学打来电话，说祝我生日快乐，我翻日历一看，可不是吗，到日子了，不禁感叹道：又他妈该过生日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年又一年，赶集似的。
我想起曾写的诗句：
时间
只管走
丫自己的路
对我的悲伤
置若罔闻
我紧跑两步
赶上它，说
着个逼急！
走这么快去他妈死呀！
　既然是生日，这一天便非同寻常，我应该喝个酩酊大醉，还是冷静地做个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深思熟虑后我选择了后者。
准备好笔和本，我决定写篇日记，翻到笔记本有字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1998年6月25日，天气晴……是我高考前记录下的文字，表述的是我早已摩拳擦掌，正跃跃欲试地等待7月7、8、9号的到来，且不说内容如何幼稚、可笑，就连字迹比之现在也截然不同。那时候我
写字还是一笔一划，因为高考作文不让写连笔字，否则按字迹不清处理，现在的字倒是成熟多了，却不龙飞凤舞，只是朝着潦草不堪的方向发展，是上大学抄作业图速度快练出来的，老师也知道作业是抄的，再乱也不管，只是在每本作业后面写个更乱的“阅”字。
翻看几篇早年的日记，发现那时候我对潘娜一片痴心，若不是此时看到这些记录了我们点点滴滴往事的文字，我恐怕也忘得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我的呼机响了，操，又是天气预报，明天地球赶紧爆炸吧，活着怪累的。
前两天收拾东西，翻腾出几年前买的呼机，塞进两节电池，居然立即收到了一条天气预报，原来买的时候，寻呼台的承诺是买一台机器，免收五年服务费，现在仍在有效期内。
这个呼机是我高考后去麦当劳打工攒钱买的，我没有把号码告诉过除潘娜以外的任何人
，那时我和她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在我们第一次上床后，我说我配了呼机，无论我们是否考上同一所学校，只要你呼，我就会随时出现，潘娜想象着我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带一束玫瑰花去和她在夕阳下约会的场景，感觉浪漫不已，她对我们的未来心怀憧憬，然后就要去号码。
几天后，成绩出来了，我榜上有名，潘娜无缘大学，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后来再没有人见过她，而我的呼机，除了每日的天气预报外，便没再响过。
呼机又响了一遍，摩托罗拉就是好，凡有未读信息会随时提醒。
我按下阅读键，看看明天什么天气。
　然而液晶屏上居然不可思议地显示出：“潘小姐：生日快乐！”犹如一记惊雷，霹得我头昏眼花。
我立即回电寻呼台，问刚才谁接待呼76096的业务，接电话小姐说是她，现在台里就她一个人，如今这年头一天都不见得能有一个电话进来，今天她一会儿功夫就接了两个电话。我准备问她寻呼人长什么样子，可一想又不是可视电话，就改问：“潘小姐都说什么了？”
“潘小姐说的话都显示在呼机上。”
“就这些吗？”
“对，她说什么我们就呼什么。”
“真的没有了吗？”
“您怎么就不信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吧？”
“十万火急！”
“我们这里的电话是来电显示，我可以把她的电话告诉您。”
“太好了，谢谢，谢谢！”
“您真的是76096的户主？”
“向毛主席保证！”
“您的密码是多少？”
“什么密码？”
“就是您买呼机时候设定的密码。”
“四年前的事儿了，早忘了。”
“那帮不了您了，等您想起密码了再给我打电话吧。”
“这事儿急死我了，你就告诉我吧。”
“那不行，您也不是警察，您要有调查证我就能告诉您，再见。”说完挂了电话。
找个警察还不容易吗。我立即联系上王大鹏，给他简单叙述了事情经过，让他帮我查出潘娜的电话，王大鹏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我说欲知这个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近况如何，就看你的了，查到电话赶紧告诉我，我急着呢。王大鹏说好，等找到调查证就去查。
22岁在我的等待中度过了。
这晚的月亮好亮，晃得我睡不着觉。
　……19、20、21、22，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年纪，在我身上消失了。
有人说22岁的生日特别重要，而哪一岁的生日不重要呢，特别是对于青春所剩无几的人。
一个人兜里没几个钱，花每一分钱都会很在乎。
翌日下午，终于等到王大鹏的电话，他说这个号码是顺义的，用不用他顺藤摸瓜，一举将潘娜缉拿归案，带来见我，我说你再吓着人家，她可是一良家女子，还是我打电话会会她吧。
犹豫再三，我终于拨通这个电话，当听到那声再熟悉不过的“喂”后，我精心打下的腹稿已杂乱无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千万幅往事的画面在眼前频频闪过。
“喂，说话呀？”我被拉回现实。
“是我。”我说。
足有十秒钟的沉默。
“是你？”潘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