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梦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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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典型例子
由于反文化运动是属于当时年轻人的运动，它的影响延续至今。就像第一批太空时代的人今天都已经步入了中年，60年代的年轻人也已到了呼风唤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硅谷精英都会选择隐居，为什么时至今日好莱坞和华尔街还会充斥着可卡因的原因。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一个人20岁时形成的信念会终身留在他的世界观里。
“文化革命”将个人解放和政治解放捆绑在一起造成了怪异的影响。它升华了纯粹的自我，使心疼自己看上去并不算自私，反倒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个人解放的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有时他们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典型例子。用专栏作家乔·克莱茵的话说，肯尼迪参议员的个人生活方式跟他的社会政策一样无可挑剔——都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
“文化革命”在它的两大努力方向上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混淆了自私与公益的界限。尽管开展了民权运动和反贫穷战役，穷人旧的困苦并未结束。相反，新文化秩序却在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中造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新的贫穷。它使人感到震惊和沮丧；它似乎应该属于破烂不堪、愚昧落后的过去，而不是现代化的美国；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种社会病症。本书认为，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顽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等等——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比如，我们很难让居住在贫民区里的15岁左右的青少年避免怀孕，因为整个文化——从摇滚乐到时尚的香水广告到阳春白雪——都陶醉在性的快感之中。不要忘了，在艾滋病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把性称为一种“休闲娱乐”。
更糟糕的是，在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摒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等，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社会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说过：“如果社会嘲笑那些能助你脱困的品德，那么你是很难摆脱贫穷的。”
我将在第六章至第八章里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新文化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新文化非但没有告诉穷人应该尽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因为是黑人才成为了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因此应该通过推动种族平等而不是个人奋斗来求得补偿。新文化还告诉他们，反文化运动抨击的主流社会的传统标准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所做的坏事可以用叛逆或者合法的“另类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新文化还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感到脑子出了问题，则说明他们已经踩上了新的鼓点，到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进吧！很多人正是这样最终变成了无家可归者。
新文化使得穷人的社区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新文化使得穷人相信，讲授种族平等、学生权利和多元文化的课程比真正的教学课程更重要，从而毁掉了他们的学校。新文化还向穷人暗示，他们一定要稍有缺陷，否则就不能得到特殊的优待。这些问题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都会谈到。如果穷人不是被新文化所害，哪怕只给他们一丁点机会都会足以将他们解放。
新文化计划不仅毁了穷人，这一点由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数目不断增加就足以证明，有钱人创造的新文化秩序也伤害了他们自己。搞新文化的本意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快乐、更有意义、更公正。个人解放为的是使人们活得更真、更充实，使生活拥有更多的乐趣和新意。结果却恰恰相反，有钱人追求的个人自由削弱了家庭和社区，也使他们的生活最终失去了意义。
“文化革命”中解放穷人的一面，实际上也是为了增加有钱人生活的乐趣。因为它赋予了有钱人一种超越自我的、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的事业。有钱人以为，通过纠正历史上对黑人所犯下的错误，他们或许能够帮助美国实现他从未实现的诺言——给穷人以正义，最终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民主的社会。这种努力当然会让有钱人感到自己的生活具有了道德意义和尊严。
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这些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意义使得社会政策多多少少成为了事关信仰的问题。旨在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政策往往被注入了崇高的热情。不管可信度有多高，热情本身就让人难以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或有效性提出质疑。人们怎么可以反对仁爱和善意呢？如果真有人质问政策的成效，信仰就会被拿来作为抗辩的证据，不管现实情况如何，一概反驳道：它们怎么可能失败？
但是这些政策确实失败了，非但未能改善穷人的境遇，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人们一直难以面对失败，因为除了解放穷人之外，这些政策还有一个额外的、没有明说的目标，那就是确认有钱人的自我价值和高尚道德。
有钱人究竟愿意为成功付出多大代价也是难以面对失败的一个原因。荒谬的是，打着改善民主旗号的“文化革命”实际上践踏了最基本的民主价值。为了取得世人称赞的道德成果，有钱人默许了许多值得怀疑的、破坏性的措施。例如，根据种族来分配奖励（见第九章）；以他们也是受害者为借口为罪犯开脱（见第八章）；向有劳动能力的妇女一辈子提供公共援助，而她们的惟一职业就是生下非婚生子，其中大部分都接受不到良好的家教（见第六章、第七章）。
序言自己的感觉
支持这样的措施就会破坏那些造就我们伟大民族特性和维持国家团结的最基本的民主原则。然而，为了维护某些所谓更重要的价值和利益，大部分美国人明明都知道错了的事情——比如实施种族配额，由于微不足道的司法技术瑕疵而让残暴的罪犯逍遥法外——仍然还被官方说成是正确的。而且有些人明明察觉到这些措施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他们却宁愿怀疑自己的感觉。
难怪他们会头昏脑涨，难怪他们的道德判断变得如此小心谨慎，难怪他们会用警觉的犬儒主义来看待道德主张，也难怪会有这么多人抱怨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价值危机。这场实实在在的危机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由贪婪导致的。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将会阐述，出现这场危机并不奇怪，因为人们在过去30年里一直信奉着无效的理念，一直在运用值得怀疑的方法去努力实现高尚的社会目标。这也是那场曲解了民主的价值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悲剧性结果。
在我们检讨精英文化的变化如何逐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并最终吞噬了下层阶级之前，我们需要先关注文化在塑造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和现实制度方面的强大力量（见第一章）。然后我们还需要更准确地研究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见第二章至第五章）。在我结束对全书的介绍之前，请允许我阐述两个概括性的观点。
第一，“文化革命”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是一群自由主义、中间偏左的精英分子，包括舆论制造者、政策制定者和神话编撰者，即律师、法官、教授、政治官员、记者、作家、电影厂和电视台的老板、牧师等等。因此，过去30年里，美国的主导文化是自由主义文化，尤其是共和党执政时期，从报纸、新闻网、教室、讲坛、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杂志、广告、流行音乐、法庭、国会等传向美国人民的观点和价值几乎都反映了自由主义、中间偏左的世界观。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这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成了一代人的行为规范；基于这种文化所提出的一些假设最终形成了当今的社会政策。这种文化异常强大，足以打得那些不认可的人落花流水。凡是反对这种文化的观点均被视为是过时的、非主流的、为当今知识和道德权威所不齿的。
当然，大部分人在仔细研究和分析了这一文化之后并没有全盘接受。参与这一时代思潮更多的是出于同情、赶时髦、未经检验的想当然和政治上的纠错愿望。其结果是，许多有钱人只是有保留地部分接受了新文化，有时甚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之相反的理念。于是新文化在触及到个人的时候受到了困扰：当它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许多有钱人便开始感到不安和不舒服。但是新文化的力量毕竟十分强大，以至于人们常常难以发表对它的反对意见。
第二，当有钱人询问他们对于穷人的境遇有何责任的时候，这说明他们真心想要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感到如果不去救助穷人就会自贬身份。他们常常会想，还能再做点什么？政治学家查尔斯·莫雷曾说过：“中产阶级的情感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但这与实际问题毫不相干。”
人们难以面对的一个进退维谷的事实是，大部分有钱人为帮助穷人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高尚和慷慨的动机。就像往进了水的引擎里打气一样，他们向穷人提供的帮助越多，穷人就愈不可能走向自力更生。问题不是有钱人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做了错事。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曾经无奈地说过：“只要人们不把事情弄得更糟，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是巨大的贡献。”
文化的力量巨大影响力
个人和群体所信奉的文化价值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才能最终决定经济条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由于新教注重个人和个人奋斗、真心希望世界繁荣，因此，新教的道德强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形成。最近有些评论家将英国20世纪经济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从19世纪开始在英国受教育阶层里产生的轻视工商业的文化心态。伟大的现代小说家V·S·奈保尔则用印度宗教文化所宣扬的清静无为和来世说去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会发展得如此缓慢。
托马斯·索威尔的《多民族美国》一书集中阐述了文化差异造成了美国各民族成功程度的不同。比如，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裔美国人认为工作比教育更重要。于是到了1969年，35岁以上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与其他同龄美国人相比所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他们很少拥有需要教育背景的专业技术或高级领导职位。尽管美国的许多亚洲移民初来乍到时一贫如洗，但是他们今天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足以说明文化对经济成功的巨大影响力。
经济机会只对于那些准备抓住机会的人有意义。类似整洁、准时、细心、可以信赖等文化价值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不是结果。其他更加重要的文化特征还包括雄心勃勃、重视教育、讲究实干以及督促子女成才等等。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往往都拒绝承认文化是导致下层阶级贫穷和其他社会顽症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应为客观经济命运负责的是个人及其信念和观点。自由主义者更愿意把贫穷的责任归咎于整个社会。既然社会是由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只要通过具有良好愿望的社会政策就能改变社会。
保守主义者，尤其是持行动自由论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用经济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去解释贫穷。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穷人还会长期完全依赖福利或是违法犯罪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经济算术题。保守主义者也许会这么回答：因为福利或犯罪给穷人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大于他们能够从低薪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下层阶级的罪犯和靠福利为生的单身母亲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做同样的事。
虽然他们双方说理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没有抓住包含在所有社会政策理论中的基本原理。我们在社会学、统计学中常常能够看到大家讨论贫困指标、非婚生率、收入分配、劳动市场、无家可归者的实际数字以及工作岗位和求职者之间是否匹配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去研究了。
社会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在没有解答这些基本问题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判断政策的方向和目标是否正确呢？
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法国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找到：社会是个体最终转变成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的媒介。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马修·阿诺德这样总结道：“文明就是人在社会中变成人。”
传统政治哲学认为，人类最美好、最明显的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艺术与科学、道德与良知、自我觉醒甚至个性，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中创造的。普遍的社会礼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兽性的东西是怎样转化成为社会制度的：从繁衍后代到举行婚礼、从死亡到葬礼、从进食到晚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人类比靠本能生活的野兽高级。
并非只有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转变。社会对于个人也有类似的转变作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就是家庭。如果没有社会、家庭的培养和教育，人类天生的潜质是绝对不能发挥出来，至少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的。每个人童年经历的发展变化与文明的进化非常相似：家庭和社会的抚育向孩子们传递了人类的文化遗产，最终把一个个小动物变成了一个个具有热情和良知的完全意义上的人。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是这一观点的最新版本。它认为是社会，而不是自然界，赋予了个人最深层次的人类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治·威尔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