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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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
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
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
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
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
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
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
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
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
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
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
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
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
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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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
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
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
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
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
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
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
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
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
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
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
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
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
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
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

（）
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
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
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
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
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
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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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
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
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
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
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
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
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
开始Zuo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
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
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
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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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
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
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
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
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
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
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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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逼他作
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
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
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
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
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
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
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
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
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
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
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
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
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


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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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
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
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
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
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
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
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
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
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
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
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
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
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
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
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
“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
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
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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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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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
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
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
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
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
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
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
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
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
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
　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物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种科学假设，可一个男子汉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