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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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她是为我着急，那里边儿包含着一片爱心呢！打那以后，每到电视新闻播放时间，她就一定会站在
客厅，冲着楼梯口叫我下来。这练听力的时候到了。
在我没有找到工作的近一个月里，姑妈问我愿不愿意帮她做点杂事来换取报酬，每小时五美元。我正闷得发慌，哪有不愿意的。我就按照她的要求，每三天为她的前庭后院修剪树木、用除草机修平两片大草坪、拿吸尘器清扫客厅里和饭厅里的地毯、给太阳房里的植物花草浇水，还要擦拭掉所有家具上的灰尘。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只要一有赚钱的机会就不会忘了我。我后来在袜厂的工作还是姑妈给介绍的。
一天早上，她让我跟着姑父去清扫她投资的公寓楼。那栋公寓上上下下大约有八个套间。要清理的是一个刚搬离的印度人家庭。一走进这个套间，浓烈刺鼻的咖喱味儿扑面而来，我赶紧屏住呼吸，打开所有的窗，朝着空房间喷起了香精油。姑父向我解释道：“这种味道恐怕几年都除不掉了。叫她不要租给印度人，偏偏不听。现在谁还会再住进来？这个老太太真是害人。”
我就说：“那就再租给印度人嘛。”
姑父苦笑道：“是可以啊，但是长期租给印度人住，以后再清理就要出大价钱了。这四面八方的墙壁都要打掉重新做，不然的话，整栋楼的人都要被熏死，以后楼都卖不掉。”
我没有想到一种食物的调味料竟会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我以后特别留意过，我的邻居里从来没有印度人。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的咖喱鸡、咖喱羊、咖喱鱼及咖喱蔬菜。连早餐都是咖喱馅饼，以至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咖喱味儿。大多数的华裔房东都不愿租房子给他们住，姑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纽约呆久了，这个谜也就解开了。姑妈当初买这栋楼的目的是因为她那些来美国的大陆亲人们，她担心那么多人来了没地方住。想不到买下了楼以后房价就涨高了。房价高了，地税跟着也涨了，超过了她原先的预算，于是她只能硬着头皮做起了租房的生意。因为那个区就是个印度人居住区，那栋楼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单单租给中国新移民呢？姑父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不做中国人的生意，可以做印度人的生意，不都是赚钱吗？
她那些大陆的兄弟姐妹们都陆陆续续地来美国了，怎么办？这老太太倒想了一个更妙的招数。她奉送每对夫妇两张单程到美国的机票，外加免费在她的小洋房主卧室住三个月。三个月一到，立刻走人。给他们住好房间的目的，是激发他们有朝一日真正拥有这样的房子。三个月还没有能力自立的，可以暂时搬到她的公寓楼里，赚了钱后再付房租。这个办法使姑妈在大陆的亲人，共二十来口人，到了美国后都个个独立自主、丰衣足食，无一人去住那个公寓楼。这些事儿都是她的亲人们一点一滴透漏出来的。
姑妈出去做客吃饭也不忘带上我和思进。那次，姑妈的中学同学携同她那著名的画家夫婿，从大陆来纽约开画展，两人来到这里后住在她家。姑妈的大弟弟请他们四个人去吃饭，我还暗自庆幸我们总算可以自由自在的晚上没人管了。大约五点左右，姑妈在她的房门口叫了起来：“思进、小玲，走，吃饭去。”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那天的饭菜可口自不待言，姑妈主要是介绍思进认识她的侄子，思进以后同校、同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志清。
姑妈处理事情的原则完全美国化了。她的中学同学回大陆前和姑妈结清吃住费用，这让我感到吃惊。这和我妈待客的观念是多么的不同。我们家以前住在上海南京路后面的二马路上，穿过我们家后面的弄堂，再过一条马路，就是有名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全国各地，加上本市区的亲朋好友，你来他往的多了去了。谁来了上海，或者路过南京路，都要上那儿去逛一逛，买点穿的用的，我家自然就成了落脚点儿了。渴了进来喝杯水，饿了随缘吃个便饭。印象中放学回家，老有客人的说笑声。妈妈总是尽地主之谊，用她的话说，“来者都是客，吃饭只是加一双筷子的事儿。”有外地客人来了，晚上我还要窝到奶奶的大床上挤挤，腾出我的小床给客人睡。客人走了，妈妈还乐此不疲地拆洗被单和被套，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呢！为了接待一个客人，妈要多出多少的家务事儿啊！想想我妈，再看看姑妈，我对姑妈的待客方式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通，多抹不开面啊！
没有过多久，我们碰上了件为难之事。我以前银行里的同事，定居多伦多的岚岚听说我们搬到了纽约，想和她的朋友来玩儿。由于遗传了我妈好客的习惯，我一口答应了。但立刻犯起了愁，让他们住在哪儿呢？姑妈是不允许我们随便留客过夜的。我不好意思开口请岚岚他们去住旅馆，但又没有地方让他们住。思进建议和姑妈商量商量，让他们二人住在她空闲的客房里，也就一个周末。姑妈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条件是将扣除我为她近一个月来清扫房间，打扫印度人公寓所挣的工钱。眼看着姑妈自自然然地做成了一笔生意，一点儿负担都没有，而我第一次领略了人情大如债的沉重。是沿袭坚守我妈的待客原则，还是去学姑妈的美国化方式？这令我内心挣扎、争斗。我最终没有学会姑妈的方式，虽然我非常欣赏，但从小耳濡目染存留在骨子里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掉了。往后，无论在纽约的陋室，还是在我们多伦多舒适的家里，我迎来送往了许多亲友，习惯的仍然是我妈的待客原则。
二老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星期天他们都要去教堂，教堂就在他们家隔壁，这也是为什么姑妈会选择这所住宅居住的原因。每个星期四晚上有个查经会，在姑妈家的
客厅举行，共十几来个人，人手一本圣经。我和思进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便参加。由于好奇心使然，我坐在二楼的楼梯口，偷偷听过他们怎么个查经。
他们先是轮流地读上一段圣经，然后根据圣经的内容，谈学习心得，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有心得就会联系到自身的所作所为。这好的行为就要发扬光大，坏的作为就要批判，一直批到痛心疾首，热泪盈眶，方肯罢休。最后由组长姑妈带头呼喊祷告口号，大家一齐跟着喊，这查经会到了这个光景也就接近了尾声。我听着听着，怎么觉得这个查经会和我小时候读红宝书、斗私批修的小组会学习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呢，只不过是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他们的教会活动有时候也带有一些社交性的意思。比如说，他们会传递这个主内弟兄和那个主内姐妹谈恋爱了的新闻。还有人会问姑妈有空房吗，有个主内弟兄要租房。说起来，思进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还是由姑妈发动群众找到的。那天查经会一结束，她赶紧把思进叫下楼，对众多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说：“这位主外弟兄叫思进，要找工作，你们谁有办法就帮帮忙！”她的教友Michael洪第二天就来了电话，通知思进准备上班。他们不愿意说，这是事在人为，而管这个叫作把一切都交给主。主是无所不在的，只要祷告，主才会听见。
搬离姑妈家是出于不得已的缘故，因为思进上课和做工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路上。后来思进的父亲来到北美探亲考察，在纽约时，我们安排他住在姑妈家，一住就是半年。我们深知个性外冷内热的姑妈，会给思进的父亲一个安全温馨的居住环境的。
为生活而战／思进／
到纽约大约十天后，姑妈的那个教友Michael洪——一家船运代理公司的老板问我：“有一家印度人开的贸易批发公司——Style Asia，需要装卸工，你做不做？”
装卸工？那可是绝对的重体力强体力的活儿！像我这样的一介文弱书生，只干过轻便的体力活，还从没有干过这类的重活儿，干还是不干呢？我能干得了吗？
要是在国内，我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但这是在纽约，能找到一份工作就算不错了，哪还容得我挑挑拣拣的？干！当然干！为了学费，为了生活费，当然干！干不了也要干！
这个装卸工每天要干十个小时，一周要做六天，一个月八百美元。
我和另外三个来自非洲的人高马大的黑人阶级兄弟一起，我们这些来自亚非拉的“无产者”自觉地团结起来，把来自亚洲的货物从大货柜车上卸下来，搬进仓库，或把仓库里的货装上大货柜车。就这样，干了两个月就实在撑不住了，其间还扭伤了一次腰，至今一到阴雨天就酸痛。“
泰山压顶不弯腰！”要不是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我早在“美帝国主义”门前累趴下了。
暑假快结束了，我还没有存够学费。怎么办呢？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位中国心理医生。对他说，我情绪不稳定，睡眠不佳。那医生收了我两百美金，开了一个病假证明，可以休学一个学期。这也是“前辈们”教的绝招，可以保住学生身份。
正好这时，洪先生的公司需要一个业务员，他让我试了一下，还行。于是我终于成了一个“小白领”，一个月九百元现金。
小玲也在姑妈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台湾人开的公司，给女老板做秘书，一小时五美元，一干就是三年。虽然没能干上想象中的waiter（侍者），但是我俩挣的钱总算可以支撑我的学费了。这使我们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
1992年2月4日，那天正好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我进入了所谓“穷人的哈佛”——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开始读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主攻软件设计。因为我不是电脑学士，要学硕士，课前必须先补五门学士的课程，而五门中又必须先修两门，才能上其他三门课。所以我第一个学期先修两门课。
皇后学院离我当时住的地方虽然不远，都同在皇后区，但很不方便，没有直达的地铁，需绕着圈子走，每天来回两个多小时。
我每天要有九个小时在船运公司上班，一个来回也要三个小时，结果我这样“有头有脸”的电脑硕士研究生，每天就有十二个小时花在打工和路上。
这样，虽然第一个学期只需修两门课，但我仍然没有多少时间用在读书上。我学的202“汇编语言”的第一个考试便不及格！
这样下去怎么行？必须立刻搬家！
报上的房屋出租广告不少，我和小玲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去看了几处。学校附近的房屋并不便宜，一个小屋动辄四五百。而我们当时每月的收入只能维持三百以下的房租。
有一天我看到一则广告：“雅房单间出租，靠近皇后学院，法拉盛。家具一应俱全，适合单身及夫妇，两百六一个月。”
法拉盛当时已经具备了小唐人街的规模，中餐馆、中国人的超市应有尽有，对于我俩的学习、生活都相当方便。
于是我们立刻与房东通了电话，我们要求马上去看。
到那儿一看，还是一栋外表不错的小洋楼，离学校还真不远，一辆公车，十分钟便可到达。房间在三楼，也算是阁楼，但比姑妈家那个阁楼大了许多，而且家俱齐全，床还是新的。要知道，我们到美国后还没睡过新床呢！
在交谈中了解到，房东是个香港人，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有三四栋这样的房子，全靠房租为生。
他说当年他也是
留学生过来的，了解自费留学生的苦境。
他还问，“搬家要帮忙吗？我可以开车帮你们搬过来……”
总算又碰到好人了！
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付了一个月的定金，连价都不还，并且还约好了搬家的时间。
回家后立刻告诉姑妈我们马上要搬家了，她不怎么高兴地对我们说：“按规定搬家至少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否则一个月定金就不还了。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就算了吧。祝你们好运。”
按约定，第三天晚上，那新房东就来接我们，帮我们搬了过去。
这个地方真不错，离学校和打工的地方都不远，而且一路上可以骑自行车。
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四年半，一直住到离开纽约去多伦多。
有了船运公司的工作，又有了学习时间，第二个学期我的三门课中拿了一个A＋，一个A，一个A－。这些丰硕成果的取得，充分证明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伟大、光荣、正确。
凭着这些成绩，我申请到了两个学期的“Scholarship from Ping…Hou Wang Family Graduate Student Foundation”，这是一个华裔企业家设立的奖学金，每学期的金额两千五百美元，正好付学费。
我们的生活开始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馨华／小玲／
馨华是我的第二个老板，大我整整十岁，那时还未婚。她的父亲是
国民党立法委员，她和姑妈一样，也来自台湾，是台湾人眼里的外省人。
馨华所经营的是一个高级时尚袜子加工厂，就座落在布鲁克林的工厂区。我第一天摸着去找这间工厂，还费了一番周折，这叫万事开头难。
我要从皇后区的Jamaica Estates，即F车的底站一直坐到Jackson Heights，换G车到布鲁克林的Metropolitan Avenue下车，然后弯弯曲曲地穿大街，走小路，过个桥，沿街对照门牌号，找到馨华电话里所指的那栋楼。事后馨华告诉我，如果我能按时或提前到达工厂，她就要我了，这对我是个考验。多亏了思进前一晚帮我对着地铁图解说了一遍，使我牢牢地记下了站名。毕竟这是来了纽约后我第一次独立地坐地铁。
想不到纽约还有这样的地方。沿街两边的楼差不多都有五六层那样的高，一溜儿的紧挨着。暗红色的砖墙，透着斑驳陆离的陈迹；没有玻璃的窗子，像一个个密密匝匝的无底黑洞，一眼望不到尽头；那些老旧的大铁皮门，病病歪歪的，有的关着，有的开着。废纸、空酒瓶及压扁的可乐罐，稀稀拉拉地躺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可真是满目疮痍啊！谁又能想到这里曾经有过的繁荣和昌盛呢？
馨华的工厂就在其中一个楼的第三层，长方形的，有六百平方米大小。里边分前后左右四个部分。最前面靠窗的是馨华的办公室，最后面靠窗的是男女厕所。中间部分的左边儿，倚墙拦出两条走廊式的货物堆放处。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