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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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九个多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找专业工作，周五至周日的晚上六点到十二点送外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色：面谈时穿着Hugo Boss的高级西装，送外卖时穿牛仔服，NIKE鞋，真有意思！
“生活是一出戏，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我是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
记得有一次用小费跟老板换了整钱，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少了一张二十美元的，我心疼得厉害！这可是送十几单才能挣到的钱啊！
我很不甘心就这样掉二十美元，便一路回去找，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
等我快到家时，远远看见小玲在门口等我，她很是焦急，还以为我在外面出事了呢！
这就是我在纽约的“上流生活”！
自由女神就在不远处，但我总看不见她。每当我想象着海湾里的自由女神在远处隐约地高举着灯塔，我就想，美国真是个自由王国吗？
我不知道她是否保佑着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但我知道我每天这样没命地干，全是在为自由、为自由女神而干，为自由女神而战！
我爱纽约曼哈顿／小玲／
我爱纽约，更爱纽约的曼哈顿。
曼哈顿的大街是直直的，楼群是高耸入云的，人流是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是嘈杂的，街灯和树干是数也数不过来的，计程车是横冲直撞的，纽约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纽约客是缺乏耐心和自顾自的，地铁轨道里的老鼠总是贼溜溜地到处觅食的。纽约的好，纽约的坏，我都兼容，我对曼哈顿是情有独钟的。
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纽约就是幸运者的天堂。纽约能够成就一个人，它也能毁了一个人，这全都视打拼者的幸运度而言。如果说我是没有选择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那客居纽约是我和思进深思熟虑后的第一选择。我们就像赌徒那样，把输赢的赌注押在了纽约，即便输了，也只能是一声叹息，自认倒霉。无法选择的偶然，注定了有选择的必然。曼哈顿影影绰绰有着许多上海的影子，出于对上海那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们不断地到曼哈顿去探寻、去挖掘。我们爱上海，就必然会爱上纽约的曼哈顿。
说曼哈顿高楼林立是一点也不为过的。那密密麻麻高低不均的楼，就像上海外滩那一带的建筑群，风格迥异，气势磅礴，充满生命力的覆盖着整个曼哈顿岛。虽然不是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也不是建造于同一个时期，但它们的建筑格调是统一的，整个建筑轮廓线也是协调的。有巴洛克式、哥特式、埃及式、希腊式、法国古典式，以及
意大利、英国、法国文艺复兴式。不同风格的建筑物，把曼哈顿十四街以上的大道，分隔成线条分明，几近于笔直的南北走向的十二条大道，外加莱克辛敦大道（Lexington Avenue）；派克大道（Park Avenue）；以及麦德逊大道（Madison Avenue）。其中最著名和我们最为熟悉的高楼，莫过于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及皇家旅馆（The Plaza Hotel）。而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则是令人惊叹的一道山水风景，像沙漠中的绿洲，点缀在宏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把五十九街到一百一十街，从中间平均分成东西两半儿。
一个城市的窗口是由建筑、雕塑和绿地组合而成，曼哈顿把这三点和谐、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城市风貌，闻名遐迩。刚来纽约，就急不可待地想着去我们所知道的那几个地方。有这样的冲动，完完全全是受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因为太多太多的电影故事，比如，Cary Grant in “An Affair to Remember”，Audrey Hepburn in “Breakfast at Tiffanys” ，Macaulay Culkin in “Home Alone”，都是以那些个地方为背景的，非得亲眼目睹，跟着电影里的镜头走一遍，心理才得到满足。那天，我和思进坐着由皇后区开往曼哈顿的F车，在五十七街下的地铁，那是第六大道，别名叫美国大道（Avenue of America）。朝东再走一条街，就是第五大道了。
也真是巧，第一次走在闻名全世界的曼哈顿第五大道上，还来不及细细地去体察，去玩味儿，我们就误打误撞地碰上了纽约一年一度的
同性恋大游行。参加者是个个穿着奇异的装束，就着响亮的音乐节奏，或站在彩车上，或走在马路中间，极尽所能地尽情表演和歌舞，引来两旁路人的口哨声、喝彩声和热烈的鼓掌声。为了不辜负路人们的捧场以及烘托热闹的气氛，游行队伍里还时不时地扔出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让大家友好地去争抢。说实在的，我们当时也是瞎凑热闹地对着游行队伍拍了几张照片，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游行。
照片冲洗出来了，其中有一张，出乎意料地让我感到好奇。照片里的我对着镜头做了一个V的手势，意即来了纽约，便走上了通往胜利的第一步。不料，有个老美闯进镜头，在我不知不觉地情况下，站在我身后得意洋洋的也做了一个手势：伸出的右手掌，中指和无名指全都朝下，很像京剧花旦伸出的兰花指。我纳闷儿他的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恶作剧？看他那笑的意思，好像是纠正我的手势错误。当我拿着照片请教老板馨华时，才弄明白。手势表达的是“爱”，轰轰烈烈的活动，是同性恋们为了争取全社会关注所举行的大游行。移住到多伦多后，我们家在市中心，年年能看到同性恋大游行，那规模与气势一点儿也不输给纽约。去年，加拿大比美国捷足先登，率先通过了同性恋结婚法案，纽约的许多同性恋们冲着这一点，都抛弃美国，直奔加拿大而去。
美国有很多节日，其中圣诞节是最重要的一个。纽约聚集着从全世界各国来的移民，就像上海聚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大众一样，他们和平共处，为所在国和所在地的繁荣，贡献出了智慧与才能。纽约的移民们，也带来了他们母国的
传统文化和节日。不过，在圣诞期间，几乎每家每户的庭院里都不分种族地张灯结彩，门上挂着漂亮的花环以及其他别致的布置。美国的圣诞节，已经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和思进都想快速地了解美国，尽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圣诞节是我们学习美国文化的最好机会，当然不能错过。我们准备趁着放假，在曼哈顿逛一天，好好儿地走走看看。
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生怕遗漏了曼哈顿的好节目，草草地吃完早餐，顶着寒风就出发了。我们又像第一次那样，坐上F车，来到了曼哈顿。让我俩大吃一惊的是，曼哈顿竟如同万人空巷般，出奇地安静。商店的门都紧闭着，没有了嘈杂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连计程车都不知躲在了什么地方。空空荡荡的大道上，仿佛只有我和思进在行走，在东张西望。怎么圣诞节是这样的呢？这和我们中国的大年初一是那么的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原来美国人过圣诞节，是一家大小从四面八方赶到父母家团聚，吃圣诞晚餐，就像我们的年夜饭。而纽约具有七十多年传统历史的圣诞节大游行，是在每年感恩节那天举行的，也就是十一月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声势特别浩大。明星政要们纷至沓来，走在各自的岗位上。这项活动是纽约的一大旅游收入，带动了整个百老汇歌舞剧、旅馆业，以及餐饮业的火爆。遗憾的是处于打工阶层的中国人一般是不可能去的，星期四都不放假，他们极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当时就属于那一族人，想去却不知道，也没有条件去。
12月25日这一天，各教会都会分别举行崇拜仪式。天主教与东正教举行圣诞弥撒，新教举行圣诞礼拜。有些教会的庆祝活动从午夜零点就开始了。除崇拜仪式外，还演出圣诞剧，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这天人们都在室内活动，大街上当然是空空如也了。这也是一年中，曼哈顿唯一的一天，不像曼哈顿……
华尔街的召唤／思进／
在美国找专业工作那可不容易！这是我几次碰壁后才领悟到的。
一个外来人，要找到正式的专业工作，必须过“三关”：经验关、口语关、身份关。
从1992年春季开始，我第一个学期修两门课，第二个学期修三门课。拿到两个学期的奖学金之后，我一连两个学期修四门课。这样，一方面可以省下两门课的钱（因为一个学期最多只用付三门课的钱），又可以加快修课速度。我在1993年暑假期间还修了一门课。
要获得电脑硕士学位，在皇后学院选修十门硕士课程即可。但因为我大学的专业不是电脑，在正式修硕士课之前，要补五门大学本科的课，所以我一共要修十五门课。
这样，到1993年底，我实际只剩下最后一门课了。
1994年春季我修这一门课的同时，便开始找正式的工作。
1994年初，虽然我马上就要拿到电脑硕士学位了，但实际上对现实中如何真正开发软件系统一无所知。硕士课程大都是理论的，实际应用的东西并不多。也就是说，学校学的知识和社会的实际应用间有一个Gap（间隙）。
“理论与实际之间还没有有机结合！”这对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也许没什么，但对一个又想通过猎头公司找一份高薪白领工作的硕士生却不行。
如何弥补这一间隙呢？
1994年1月我偶然参加了一家电脑技术培训学校的讲座。
这次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关电脑的新名词，以及第一次听到有关“华尔街”的一些情况！
几位在职的电脑工程师介绍了当时电脑业的一些新技术及发展，我耳边全是在学校里没听到过的名词：“Client/Server”、“Power Builder”、“Visual Basic”、“Sybase”等等。
于是在课后，我上前去与讲课老师交谈、认识。刚刚讲过课的台湾人Byron告诉我，这个讲座是“Novax电脑技术培训学校”举办的。
“我只是在这儿业余兼课，”他说，“我的正职工作是在华尔街任职……”
华尔街？！那可是个金融街，世界金融中心！到那里工作是多少人的梦想。我当然也不例外。顿时，他就成了我的“崇拜偶像”。我当即把他当成我找工作的老师，现场虔诚地向他取经。他见我态度诚恳，也不保守，站在那儿跟我谈了一些如何进入华尔街的经验。
古人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后来能进入华尔街，应该承认，他的经验给了我很多的启迪。他说：“Novax的课程对刚毕业的学生特别有好处。它除了介绍新的技术外，还提供一些实际的项目让学生做，这等于是在积累经验。”但是，我心里暗自琢磨，它的一门课却要两千美元以上，这差不多是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太贵了！
上还是不上呢？我犹豫不决。于是我去跟同学们商量。谁知，他们听了，没有一个建议我去的，大家都说：“我们马上就是电脑硕士了，是科班儿毕业生了。而那些技术培训学校大都是骗人的，再说，就是上一门课也不起什么作用呀！……”这下把我难住了。
有选择是件好事，但在没有钱而需要做花钱的选择时，选择就变成了一种痛苦。
上吧！要“破费”得那么厉害。不上吧！又无从突破经验关。
思前想后，我最后还是决定：“上！”
我找到Novax学校，跟他们商量了一个“批发价”：上一套系列课程，共五门课，一千块一门，共五千美元。从1994年1月到6月，半年时间修完。同时要做几个真实的实战项目。
经过这次培训，虽然在1994年6月我实际上是刚毕业，但在我的Resume（履历）上那时就已有两年的专业经验了，我终于攻下了找正式工作必须的“经验关”。这给我后来找工作面谈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头头是道地谈我的经验了。
俗话说的好：“No Pains，No Gains”（一份耕耘，一分收获）。
找专业工作的第二大难关是“口语关”。
我的一般生活英语口语早已过关了，问题是找工作必须要说一口比较“高级”的英语，以表明受过良好的教育。
于是我狠下决心：攻克“口语关”。
怎么攻呢？
陈冲到美国后的第一年，为了过“口语关”，练就一口“好莱坞英语”，曾花一百五十美元一小时请老师。那是人家陈冲！这么昂贵的口语教师我是请不起的。但是我又要练出一口纯正英语。看来只能找“物美价廉”的老师。
我听朋友说许多公共
图书馆有一些义工，义务教授英语，便找到一家图书馆。
还真有收获：我找到七十多岁的老美Tim，我们一见如故。
他说他年轻时做过中学英语教师，还做过政府官员、华尔街的交易员，而他正好也对中文感兴趣。
“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每周见三次，每次三四个小时，用两小时说英语，用两小时读中文，如何？”他提议。
“OK！”我们一拍手，“成交！”
就这样，每次我们花两小时交流英语。他纠正我的语法和发音，教我如何用适当的词语。两小时学中文，我从拼音开始教他。
结果，花了九个月，我终于练就了一口“职业英语”，而他却没有学会几句中文。
找专业工作中最难的要算“身份关”了。
1993年底，美国政府批准了一个绿卡法案，十万个在1990年4月11日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人立刻就拿到了绿卡。
而我因为晚了五个月，便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横在我和专业工作之间的第一大难关是：身份！
这意味着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机会将离我而去！
身份的难还在于：要有身份，就必须有雇主担保；而没有身份，又极难找到工作！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一个相悖的悖论、怪圈！
想在海外发展，身份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1982年之前，只要获得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绿卡。
在1982年之后，一般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后，办一个身份也很快。
但在1993年年底后，已有十万中国人拿到了绿卡，而美国给中国人每年只有两万名额，因此在以后的每年中需要扣一万名额，要连续扣十年，这样就使每年批准绿卡的人减少一半儿。而恰恰每年申请的移民人数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