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来也为数可观了。”　
靠打工赚来的钱，少得只能维持我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心里非常不平衡，总想读书拿学位多挣点钱。那时我们多缺钱啊！哪怕就是思进说的这种赚钱方法，也挺有刺激性的。刺激我学英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想成为一辈子只能生活在纽约唐人街的中国人。看不懂美国电影，不懂得欣赏百老汇歌剧，读不了英语小说报刊和杂志，你就根本无法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每天早上一觉醒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来美国只是为了一日三餐，抛却了一切文化生活，那还有意义吗？哪怕今后我不在美国定居，学会一门语言，与人与己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收获。为此，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套学习方案。每天背十个单词，晚上看两小时电视。电视节目里电影、新闻，以及广告词里的生活用品和用语，都成了我学习的活教材。三年多下来，我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词汇量。渐渐地，电视里的节目、马路边吹进耳边的说话声，变得悦耳动听起来。信箱里的信件、账单，以及各种广告单，不用等思进回来，我都能一一处理了。我在老板馨华的公司里，看见老美来订货，不再心里发毛，害怕和他们交流，反而总是没话找话地和他们东拉西扯。办公室的电话铃一响，我赶紧抢着接。顿时，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会听、会说、会读英语了。我那几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为了甩掉陪读的帽子，不再成为思进的影子，为了能进学校接受新知识，实现自我价值，我开始踏着“前人”的足迹，整天抱着思进留下的托福六百分单词、英语语法书籍，做习题，练听力，准备考托福了。　
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心情是复杂的。我从听不懂、说不全一句简单英语，到可以像思进那样上大学，做留学生，我付出了许多牺牲和辛勤的汗水。我牺牲了阅读中文书籍、逛商场和朋友聊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换回这么薄薄的一张纸。这张纸，为我打开了通往理想的路：做一个利己利人的专业人员。我意识到，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这仅仅是跨出了第一步。我会为另一张纸——学位证书，做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读大学学位，得修满120个学分。每门课平均三个学分，一年两个学期，每次拿四门课，加上暑假允许修两门课，满打满算也需要四年才修完。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只要肯播种，就会有收获。　
英语写作课　
进了大学才知道，考托福，对英语阅读和听力有相当大的帮助，对写作，就看不出有多大的优势了。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根据评估的成绩，我被分配在初级英语写作班里。我当时还特别地庆幸，没有被分在比我要低一班的ESL的课堂里。如果顺利，我第二个学期就可以修英语101的写作课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选修相应的专业课，大大地加快了我累积学分的速度。中国同学在大学里最怕的不是专业课，而是英语写作课。写作课要求学生有即兴写作能力。特别是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为了提高公立大学的教学质量，规定学生修满一定的学分后，要参加统一考试。即：在三小时的时间里，阅读一篇文章，然后即兴写作。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共有三次考试机会。如果第三次还不能过关，就毕不了业，只能算肄业了。很多中国新移民和陪读太太，放弃念大学的打算，怕的就是英语写作过不了关，拿不到学位。　
我们写作课的老师叫苏珊杨（Susan　Yong），是个金发碧眼的大美女。她高挑儿的身材，长发披肩，颀长的腿，总是穿着紧身牛仔裤。她走起路来像一阵风，金发也会跟着她的脚步有节奏地摆动飘扬。在人群里，她显得很出众。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师。第一堂课，苏珊简单地介绍了写作课的要求，然后，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了几行字。我一看，心里直发虚，这好像是作文摸底考试。心里正打着鼓，苏珊说话了：“请大家自选黑板上的一道题，写篇短文。文章要求结构严谨，语句通顺，分五个段落，少犯语法错误，写完后，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即：Proof　Reading。”［我对（Proof　Reading改错）印象深刻。在以后各种各样的写作课上，老师们走了一茬，又来了一茬，这一条Proof　Reading却从来都是不换的。］我盯着黑板看了半天，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写哪一个题目。眼看时间不等人，就抓阄儿般地选了一个。在个把小时里完成一篇短文，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初学英语写作，还没学会用英语来思维，总是习惯先用中文想好句子，再把它翻译成英文。这样一来，往往就不知道用哪一个字合适。我对很多单词的一字多义性，尚处在一知半解的程度。考托福时死记硬背下来的词组和语法，在这紧急关头，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语法里的转折句、祈使句、条件句、从句、主动语态、被动语态等等，慌乱之下都忘了。而时间嘀嗒嘀嗒地走得飞快，我左右两边的同学们，全在和时间赛跑，手不停地写啊写的。我眼睛就这么一扫，他们的本子上，已经是累牍连篇黑压压的一大片了。我晕晕乎乎地都不知道乱涂了些什么，苏珊便开始为我们掐时间了：“还有十分钟，Proof　Reading。”唉，考砸了。　
第二天，苏珊把作文簿发还给了我们。我本子上的红杠杠和短语，显然比我的蓝笔墨还多。在我文章的结尾处，还有红笔留下的一行字，那是苏珊让我下课后去她的办公室，她有事儿和我谈。我想，这下完了，起码要降一级到ESL班，那就意味着可能晚一个学期毕业，选专业课是随着英语写作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加可选性。这不是费钱费时又费力吗！面对自己的写作本，我也确实没有信心继续下去了，这和她的要求相差太远。那节课讲的什么，我一点都听不进去。　
我情绪糟糕。面对苏珊，我真有无地自容的感觉。水平这么差，简直没脸见人了。只听苏珊说：“你的文章内容不错，我能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但思维方式需要改。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能否到我教的另一个班，课时多了半小时，学生也少，加上你共九个人，我可以多花时间辅导你。你愿意吗？”我一听，想都没想，立刻应承了下来。这个建议，比我胡思乱想的结果，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接下来的每堂课，苏珊给了我们大量的阅读文章，教我们主题思想的表达方式，帮我们分析语法结构、句子结构、段落之间的关系等。每星期必有一次即兴写作。她批改后发还的文章，都做了详细的批注。假如同学们对她给的评分不满意，可以重新写，再交上去，苏珊会给个新分数。我通常都会这样做，看自己有多少进步。三个多月循序渐进的练习过后，我们迎来了大考。　
我自信满满，做了充分的准备。再说了，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进大学填表格的时候，有一栏专门是这样问的。评分时总该有些照顾吧？要不然，连问都是多余的。我平时的作业经过修改后，大多数拿B，有一回还得了个A…，相信可以拿个好成绩。想不到，成绩公布下来，我竟得了个C。我的期望和我的成绩，简直是南辕北辙。怎么说我都可以拿个B…，或者C＋吧？我心存不甘，闯入了苏珊的办公室，对她说明了来由。苏珊笑眯眯地说：“如果让我把你当成外国人，我可以把你的成绩改为B。可我对你的标准和本地人一样。能力是重要的，成绩好坏是次要的。你很努力，写作水平比刚来时已有大大的提高。继续你的写作练习，愿意的话，请拿来与我分享。”　
我这才意识到，不但我的写作思维是中国式的，连看问题也还保留着中国人的方式。在美国，没人把我们当成外国人。听、说、读、写英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不会，那才叫咄咄怪事。在中国就不一样，假如碰上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准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稀罕地成了宝贝，享受的也肯定是特殊待遇。我没要求苏珊改成绩，在我那张漂亮的大学成绩单里，只有这孤零零的一个C，将永远地留在那儿。因为我不想做个特殊的人。　
乔希　
乔希是个犹太裔男孩，是我修“戏剧创作”（Creative　Drama）课时的同学。他高大挺拔，有着一头略微卷曲的黑棕色头发。他话很多，说起来慢吞吞的。而且逢人就说他是读兽医的，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一个劲儿地介绍这个专业怎么怎么的好。人们稍显得不耐烦，他便会眨巴着一双黑棕色的大眼睛，显得特无辜，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这表情未免和传说中精明能干的犹太人，相去甚远。为此，我很疑惑。　
在课堂里，我发现老师对乔希有点儿特殊。比如，他经常提一些奇奇怪怪的可笑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很幼稚，老师却不厌其烦地回答得很详细。戏剧创作课除了戏剧理论考试，还要求学生自编自演，包括独幕剧、双人剧，以及角色众多的舞台剧。这门课，主要是培养学生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我非常喜欢。我们通常在教室里自己编个短短的小段子，当众表演，老师当场解说和评分。每当大家都各自编写短剧的时候，乔希却像个天之骄子，在老师手把手地帮助下，才倒数第一个完成了他的作业。　
期中考试前的一堂课，老师在讲台上布置考题，是自选搭档的双人剧。还没有等老师讲完，乔希就举手主动提出和我搭档。老师用征询的眼神看着我。我心想，和谁一组都一样，就同意了。老师继续讲着要求：搭档们首先得确定选题，共同创作，再排练，然后再是演出考试。一下课，我就急急地找乔希商量选什么样的题材。他一副慢悠悠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说：“我相信你，听你的。”因为是回家编写，我很自信能胜任。　
第二天，我拿着草稿找到乔希，希望他能提些建议，顺便再看看有什么语法错误。他煞有介事地读了一遍，仍然是那副不急不慢的神情，说：“你说什么时候排练，我听你的。写得真好。”我说不上什么他的不是，可就是有那么点不舒服，觉着他多少要有些参与吧！什么意见也不提，都我一个人说了算。这不是犹太人的精明，是什么？我没好气地对他说：“好，一切听我的，到时候拿不到好成绩，别怪我。”乔希不气不恼，真的像个乖孩子似的，什么都听我的。排练时间说好几点，就是几点，从不迟到。排练时，他虽然看上去有点儿笨拙，但很认真。期中表演考试我们配合得很好，得了个A。我的气也平了。　
一天，乔希下课后，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双人剧的稿子，就是上面有个红笔A字的那份，借给他带回家，他妈妈特别想看。我一听，便自作聪明地想：这小子肯定在他妈面前吹嘘稿子是他写的，得着好成绩是他的功劳。我就偏偏不给，看你怎么吹。我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告诉乔希不能给他那份卷子。谁让他不编写，又不提意见，除了与我一起表演，什么也没做。这是我的创作，只能属于我。我心肠硬硬地瞧着他一脸委屈地走开了。　
事隔几天，我已经把这件事儿全忘干净了。那天上课，只见乔希穿了一套黑色西服。我很好奇平常穿着色彩多样的他，怎么穿得像去开追悼会？便问他：“嘿，乔希，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我妈妈去世了！”　
我听了一愣，马上问：“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这样突然？”　
“是心肌梗塞。”　
我立刻想起了那份考卷。我想象着乔希的妈妈在临走前，想看一眼儿子得了好成绩的卷子，因为我的小肚鸡肠，没有完成心愿，双眼一闭，带着遗憾走了。而乔希坐在他妈妈的床边，对我有没有一点恨意呢？如果说这是他妈妈的遗憾，还不如说那是留在我心中隐隐的痛。我为什么不能宽厚一点待人呢？什么叫作“追悔莫及”，我对这个词组真正地有了深切的体会。我面带谦意地说：“乔希，真对不起！我应该把那份卷子给你妈看的，好让她为你而自豪。”　
“我妈很高兴你愿意和我合作。她说中国女孩儿就是好，还说要谢谢你呢！”乔希诚恳地对我说。我脸红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值得他们的感谢。假如乔希狠狠地骂我几句，我心里或许会舒服一点。然而，他没有。　
直到临近大考，我才弄明白，原来乔希患有轻微的迟钝症，英语叫“Slow”。除了我，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当时只知道Slow的中文解释为“缓慢的”，并不知道第二含义为“迟钝的”。我回忆起当乔希受到老师“优待”时，我曾听其他同学说起过这个字。我始终以为是他说话速度比别人慢的缘故。我不禁自问：如果我早知道乔希有点儿迟钝，我还会同意与他合作吗？恐怕不会。那时，我是一个得失心那么重的人，情操不会高到冒险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可有时，我又庆幸我的英语水平差了那么一点儿，没理解透Slow这个字的全部含义，才偶然与乔西成了一对考试搭档。他们母子像一面镜子，使我看清了自己所缺乏的宽厚容忍的大家风度。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我越是想忘，就越忘不了。　
原来无法弥补的遗憾，是这样的难以忘怀啊！　
安娜　
在学校置身于一群年轻人中间，这令我兴奋。特别是那些刚跨出高中、进入大学的少男少女们，他们个个精神焕发，透着健康美。我仿佛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起来。这些移民的后代，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年轻，年轻得令我羡慕。虽说大家同坐一间教室，可境遇是那样的不同。我必须付出很多辛劳换来的东西，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由此也看出了我们学习态度截然不一样。我相当注重成绩的好坏，他们无所谓，只要过关就行。这令我想起了我在他们这种年龄时，也不在乎成绩。上课时偷偷地阅读小说，自修课溜出去看电影，考试前靠强记。而班里的历届生“历届生”是指在“文革”时没有机会上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才能上大学的历届中学毕业生。思进就是一例：他是1974年中学毕业的，可直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