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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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道，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想想有近三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大楼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三千遇难者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元的补偿费，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和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好像是说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一百七十万元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
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淡无奇，再艰难坎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活着，不再为自己／思进／
2001年9月11日晚上11时。我父亲陈克勤在杭州和朋友谈完事务后走出茶楼，坐上车后，汽车司机不经意地告诉他，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掉了。他的不经意却带来了我父亲揪心般的紧张：小进不就在这大楼里上班吗？回到家，我的弟弟家华已从电视上证实了这个消息。一家人立即陷入惊慌之中。整个晚上不睡觉，不断地向美国打电话。几乎每隔十分钟拨一次，可电话和手机都不通，于是焦急与时俱增。在上海的小玲父母也从香港朋友那里得知世贸大厦被炸的最新消息。杭州、上海两地的亲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只能说是相濡以沫，无法摆脱揪心的担扰。
而我这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小玲知道，我还完好无损地活着。正在小玲、小莺和朋友阿阮以为我凶多吉少，陷于悲伤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先是我站在阿阮的背后，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惊，大概我有点像个“天外来客”，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喜，是因为在他的眼前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我，毛发无损的我。
911事件使我认识到，生命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可能随时会结束。我想飞机如果不是撞在八十六楼，而是八十一或是七十九楼，那么在八十楼的我，会怎样呢？如果我从八十楼走下来的途中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延误了时间，我会怎样呢？如果我走出了大楼却掉以轻心，没有快速向前奔跑，或者穿的是一双有点儿挤脚的硬皮鞋，跑不了那么快，我会怎样呢？……是啊，一个小小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使人生或使人死。
在北美十几年，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一直想写些什么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亲历了911事件后，当我在“阎王殿”的大门口晃悠了一下而没有进去，又站立在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地上时，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么宝贵。一个哲学命题在我脑海中升腾而起：“活着究竟为什么，又应该怎样活着？”于是，那些过去的岁月，化为了纷纷扬扬的图景，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尽管不会出现终极的答案，但过去的一切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感觉，我的思索还在延续。譬如，我从中国大陆走向北美大陆，有当时的原因、想法和目标。如今我继续留在北美大陆，原因和想法，还与那时一样吗？十来年的奋斗，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然立足，当初的目标也已基本达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褒贬不一，但有进步是公认的。我也有机会回大陆去亲身体味社会的变化。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标，如今在中国大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国应该追求什么呢？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应当追求什么呢？我的这些疑问，也随着911的轰响，在我的心中变得异常强烈。
我时常想起世贸大厦一百零二层那家公司的CEO，他的公司有七百三十五人罹难。七百多人的生命激发着他的人性，使他的人生价值获得了升华。他说：“今后我工作已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那死去的七百多名员工的家庭。”
我今后活着也不再仅仅只是为我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2章 我的童年（1）
我生于1958年，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进”字，不知是否与当时的“大跃进”的“进”有关。而我自己只把这个“进”字理解为进步、进取、进击……一个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字眼儿。
我所说的“家”实际上是两个家。一个是以我父亲陈克勤为核心的家，一个是以我外公沈季湘为核心的家。这两个家在1958年已陷入困境，而我就在此时懵懵懂懂地出生了。我和任何婴儿一样，是以哇哇的哭声来表达自己已经降临人间了。婴儿哭声可能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我的哭声也许正是这困境的应和。
是的，就在我出生前一年——1957年，那时我正在母腹之中，我的父亲和外公都打成了“右派分子”。
我父亲陈克勤出生在温州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爷爷是知府，父亲当过副县长，经营过木材行。这个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了他大半辈子困顿的“孵化器”。
实际上，他很早就离开了老家。在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去世了。后母对几个兄弟姐妹毫无慈爱，不让他上学。刚进初中，才念了半年，后母便催促父亲，要让他停学去当木工学徒。在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后母便作主给他订了婚。当他年满十六岁的时候，为了逃离这强派的婚姻，寻找自己的前途，毅然离家参军了。
那个“军”是解放军浙南游击总队。应该说，开始还比较顺利。他参加了温州的解放。1952年以前，他没有感到什么政治压力。1952年以后，情况愈来愈糟。首先就是出身问题，他被“内控使用”，在军队里不能管政治、军事，只能管技术。然后是军队整编，他被挤出部队，到杭州笕桥机场、嘉兴机场、山东高密机场去当建筑工程兵。由于实际工作能力强，1954年居然侥幸被选上去苏联学习，而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被选上后先去天津正规培训俄语。没到半年就通知他不必出国了，改派到北京
建设工程部去，后来进一步了解内情——是阶级斗争需要“内控”。又过了半年，进一步被“清理”，首都已经容不下他了，他被派到了西安建筑工程管理局。既然已经被“瞟”上了，也就在劫难逃了。1957年成了本单位当然的“右派分子”。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挣扎和怎样苦斗的。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知道，我的母亲已和我的父亲离了婚。更懂事一些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是“奉命
离婚”。我父亲所属的部队领导亲自找我母亲谈话，内容是命令离婚。
我父亲的婚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他十六岁时就抗命离家。第二个妻子则是我的母亲。第三个妻子是在他当右派的时候娶的。他当了右派后又离了婚，心中不服，只带了一身衣服准备偷渡到香港去。但没有去成。于是，“流窜”到
福建。在那里，人家不能干、不愿干的事，他都干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譬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福建需要砖瓦，而福建的红土没有黏性，当地人无法就地取材烧制砖瓦，我父亲就懂得怎样利用处理这种特殊的泥土。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出了名。当地领导为了留住他，作为“人才”，居然为他张罗了第三次婚姻。他每个月有15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所以有了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
不久“文革”开始，工资没了，还要戴高帽子批斗游街。结果是：离婚加上遣返原籍。
他的第四次婚姻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航道，而他个人也开始从困境中走出。
因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得不从西安到上海的外公家去，那里有外婆、小阿姨可以帮助照料。我是老二，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斯鸣。所以我一出生就面临一个家庭难题：我母亲如何在西安一面工作，一面看带两个幼儿。于是，我外婆决定把我留在上海，由她来哺育。我母亲在我满月之后，带着哥哥又去了西安。由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细心呵护，我长得非常健康。于是，家里家外的大人都叫我“小胖”、“胖子”。直到今天，我和舅舅、小阿姨通信，他们还称我“胖子”，尽管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