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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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憧憬着，规划者，连时间都跟着我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杭州汽车站到了。
正当我快走出车站时，突然公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总算等到你了。一接到亲家公的电话，我就立刻赶来接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好让小车再去上海接你呀。”接着他让司机直接开到了杭州娃哈哈大酒店。全家人已全在那儿等我了。面对亲人们的张张笑脸，我意图挣脱“束缚”的勇气一下全泄了。打从钻进那辆小车起，我就知道我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
我不可能住进宾馆，我的行囊又会像上次那样多出几倍，它将装进他们特地从温州老家带来得鱼干、虾干和各种杭州特产；而我的心里更会装进亲人们对我这个离家久远的游子的一片真情。想到此，我内心充满了幸福感，不由得对我那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产生了一丝犯罪感。
在国内期间，我无时无刻地享受着亲情，在接受的同时，我又何以回报呢？那小小的不自由又何妨呢？记得几天前读到一个心理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说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即不是金钱，也不是事业，而是亲情。真是如此。爱情的激情犹如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虽迷人，却只有短短的一段；而亲情则像那激流过后的涓涓溪水，长长远远地流淌着，直到汇入江河大海。我这次离家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团圆日，正像一股溪流慢慢地流进了我的心怀，清澈而甜蜜。还有什么比她更珍贵呢？！
护照的联想
几年前，我换了本护照，它的颜色由浅咖啡色变成了深蓝色。换句话说，我的国籍由中国变成了加拿大。我从来也没有往深里去想这里面的真正变化。生活在北美，我平日吃的是中国菜，说最多的是中国话，倾心聊天儿的是和中国人，最喜欢看的是中文节目，写文章抒发内心情感用的是中文。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然而，事物的本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是我回国探亲时才察觉的。
首先，我回中国要去中国领馆签证了。当年换护照是为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省事儿，只要落地签证就行了。可换了护照后，我的出境纪录除了美国之外（思进在美国工作），全是中国，别的国家一个也没有。我和思进把攒下来的假期全部用来回“娘家”了，连去欧洲旅游都舍不得。乡情永远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多么久，乡情总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我们的心。回家，回中国便总是我们的首选。好在中国领馆签证手续简便，就像办一件例行公事，我没太在意。
那年回中国，我与童年好友小莺结伴同行。在经历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当我们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地踏进中国海关时，竟意想不到地被海关警察阻拦在大门外。理由还是用英文告诉我们的：“You are not Chinese。 Would you please fill these forms in English？”（你们不是中国人，请用英文填写这份表格好吗？）我俩先是一愣，继而面面相觑。我转而想起了我俩在飞机上一起填写表格时的情形。当空姐发下进关登记表时，小莺问我：“你看表格是中英文对照的，我们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我不加思索地对她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用中文啦！”
在北美，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我的心底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不会像ABC（American Born Chinese）那样为认同感（identity）而苦恼。（即：不知道是归属在美国人那一边儿，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还是随父母们继承中国的传统，做中国人。）
在我们居住的罗斯福岛上，亚裔人面孔寥寥无几，邮局里的员工都认识我，每次去邮局寄个包裹或买邮票，他们总会和我开个玩笑聊个几句。一天在邮局，也就是中国
神舟六号飞上太空后等待回归的日子，我问当值的Bobby我这份快递邮件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他笑道：“It might take three or four days。 But itll be less than your spaceship back to earth。”（大概要三到四天，但会在你们的神舟飞船收回到地面之前寄到。）Bobby可不管我是什么国籍，我的肤色就代表了我的国籍，他认定我是中国人。
此时我们却因为写中文而被“拒绝”入关，这一锤顿时敲醒了我，也震撼了我。我无比悲哀地对小莺说：“看来中国人是做不成了，我们连写中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都不愿和我们说中国话了。”她默默地看着我，无言以对。我们俩只能乖乖地躲到一边去重新填写进关表格。
什么东西都是在失去了之后才知道珍贵。为图出入境的方便，我无意中丢弃了中国国籍和她悠久的灿烂文化。今后，在官方场合，我将永远不可以使用中文。这对酷爱祖国，酷爱中文的我来说，心灵上所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这也是我在换“蓝本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后，突然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然后说：“我还真有点儿想不通，我居然生了个‘外国人’，这多别扭啊！”我的一个亲戚在听到上面的故事后，开玩笑地说我是“叛徒、卖国贼”，“背叛”了祖先，成了“外国人”。我浑身开始不自在起来，好像里外都不是“人”了。在国外人家把我当成中国人，在中国我又成了外国人。我到底是什么人？但转念又一想，我“投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加拿大。在历史上，中加两国从未敌对过。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我还是一国的呢。这顶“叛徒”的帽子并不适合我。“卖国贼”这顶帽子更是太大、太沉了，戴在我这小小的头上更不合适。我不是慈禧太后，有什么能耐卖国呢？
然而，我连中国国籍都“丢”了，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论长道短呢？我之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期望中国强大、强大、再强大！！！等哪一天中国人手持护照到哪儿都可以落地签证了，就可避免像我这样，陷入“里外都不是人”的境地。
“两岸”咖啡馆
那天下午和小弟家叠到临西湖不远的商店购买影碟和礼品。在店里，我们按思进发来的一份购买单按图索骥，买了《功夫》、《天下无贼》、《无间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门，一路闲聊中我们又进了一家名为“两岸”的咖啡馆。店面很大，装修得富丽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纽约的高档咖啡馆还贵。因为走累了，我俩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贵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来过杭州。那时西湖周围茶馆居多，记得一壶茶只要十元，可以供两个人喝上几个小时。现在茶馆大都另迁他地，而咖啡馆却多了起来。
坐定后，透过窗外那垂柳的缝隙一直望去，雾茫茫一片。天阴冷得厉害。从大年三十起，一连两个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这中间我来了两次，正好都赶上。最初因这天气而觉得扫兴，到哪儿都有一种寂寥与无奈。不过这会儿坐在这温馨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反觉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别有一番诗意。家叠则完全没有理会到我情绪的转换，一味地和我说谈他目前事业上的瓶颈与将来的打算。
就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和家叠约好的两位好朋友走了进来。一个长得跟跳水明星田亮几乎一模一样，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脸的朝气；另一个叫何烈阳，书生气十足，白皙的皮肤，整齐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帅气十足而穿着“嬉皮”，浑身透着桀骜不驯个性的家叠形成鲜明的反差。何烈阳是杭州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总经理，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管理那好几百人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坐到一处，我则退到一边儿当了听众。听他们评价着周围的女孩儿：清纯的、美艳的、独立的、小鸟依人的；听他们谈
房地产投资：住宅的、商业的、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听他们谈度假的准备：游香港还是新马泰，玩儿海南还是去云南。他们年轻，热情高涨，敢想敢干；他们都才三十来岁，尚未成家，但却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开上了私家车，每个人都至少自置了一处或两处的房产。
又过了一会儿，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打着招呼向我们走来。因为从未见过我，对着我打量了一番。家叠指着我向她们介绍道：“别看了。这是我嫂子，纽约来的。快，叫人！”其中一个立刻前来向我敬了个礼：“你好！大姐！”谈笑中得知她们都是杭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她们所学的正是她们的所爱，梦想着做Calvin Klein；Versace；Giorgio Armani那样的服装设计大师。我们在北美就没有那样幸运。为了生计，我们往往不得已而选修找工方便、薪资相对高的专业。
他们这群年轻人都长在八十年代，和我们生长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几天前在上海家里整理思进过去写的日记，其中的一段顺口溜，将我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活着干，死了算！
学习先进最光荣，
甘当落后最可耻！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质上不伸手，
做一个人民的老黄牛！”
思进常常感叹，“我们这一代一直做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事：长身体需要营养时物质极度匮乏；该坐在课堂里好好儿读书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该创业时，反倒回到了学校；而立之年开始在北美闯荡，一切又要从零开始。”我们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来得子”，我们每次见到他们和孩子在一起时，都会产生爷爷奶奶跟在孙子身后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仿佛跨越时空般，见证了中国变化最大的这几十年。
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它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们还在海阔天空地聊着。又过了会儿，家叠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道：“不早了！该吃晚饭了。烈阳，走，今晚我做东，到你那儿给我们安排个包厢；咱们玩儿个痛快……”
乞讨的小女孩儿
大年初五上午十点，我和爸妈坐在杭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小弟家叠为我们买了从杭州直达上海的豪华客车票，大约五十元一张。离开车的时间还早，我便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我在加拿大坐过火车。比起多伦多的候车室来，这里就显得非常地拥挤和脏乱不堪了。旅客的行李散乱不齐，那些行李袋大小不等，杂乱无章地随意摆放在一排排橘黄色的硬塑料长椅上。一个穿着颇为时髦的年轻少妇，目中无人地嗑着瓜子，并将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而我几年前带着国内的一个亲戚出国到多伦多的候车室时，他还以为走进了一家高级购物商店，空旷而干净。大多数旅客像是事先都商量好似的，只背着一件行囊。这件行李可以大到将一个人压没了影儿，也可以小到只能装个钱包。
就在我将加中两国的候车室进行对比时，一个小女孩儿的头冷不丁地突然闯进了我的视线。她五官端正，梳着两条小羊角辫儿，大约六七岁的模样。那双无神的、失去欢乐的眸子里已全无天真烂漫，却显出了与年龄决不相符的诡异和警觉。正当我想同她说几句什么的时候，她的头又窜到了我邻座的旅客面前。她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告诉了你她需要什么。我愣在那儿，揪心地看着她机械地、重复地，顺着座位挨个儿地乞讨。
她让我想起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南国饭店门口，坐着乞讨的老人和孩子们；还让我想起了我仅坐过一次的上海地铁里的一张宣传广告，那意思是禁止在车厢里给乞丐钱。这倒和纽约地铁里写的标语不谋而合。说实在的，我很少对纽约的街头流浪汉动恻隐之心，因为北美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政府给流浪汉提供了住所和食物，而他们在街头流浪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我们刚到北美的头几年，所面临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是一般常人所无法体会的，但我们从来没设想过到街上乞讨。思进拉得一手好二胡，原本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到街头“卖艺”，可最终也没有“卖”过一次。我们在北美十五年了，甚至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坐在街上伸出乞讨之手！只要肯付出劳动，总会换回面包的。而面对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儿，我却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年龄的她，本应该是无忧无虑地坐在课堂里聆听老师讲课的；这双小手本应该是举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的，而绝不是用来接收施舍的。这样的经历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正要掏钱给这个小女孩儿时，爸爸阻止了我，“你现在给她钱，马上会引来一大群和她一样的小孩儿。”爸爸说，利用小孩出来乞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专业团体”活动。有时好心会招来麻烦的。难怪我没有看见有人给她钱，她也非常有经验似的，例行公事般地，在每个旅客前停留一瞬间。
我最终也没有掏出钱来给她，但它和我在国内一个月来所见的无数新起的高楼大厦，磁悬浮铁路，进出的豪华酒店，坐过的在北美都很少乘坐的奔驰、
宝马一起，像个电影里的一个场景般的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挥之不去……
忆大弟家华
思进的弟弟家华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样的斯文、腼腆和憨厚。初次见到他还是我随思进第一次从上海去他老家温州龙港探亲的时候。那年家华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相之于思进的小弟家叠，家华显得特别稳重，话不多，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公爹的最爱，因为他最听话，从来也不会违拗父母的意愿，并且相当懂得关爱他人。
记得那年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其中我的最爱当属上海少见的甘蔗。那甘蔗又粗又长又甜又多汁，我简直爱疯了。当我吃到不好意思再取的时候，细心的家华递过来他手中的甘蔗，又冲着我腼腆地一笑。那带着童稚的笑脸我至今难以忘怀。每当调皮的家叠爬到公爹的头顶上嬉笑玩耍时，家华也会站在一边儿憨厚地笑着。
在以后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书信便成了家华和我们互通信息的桥梁。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上了高中；去北京读了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