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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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抱怨政府刚开始对他们关怀备至，后来却冷落他们；抱怨国内企业家没有眼光，看不出他们带回来的技术所蕴含的市场前景；抱怨国内商业环境不如人意，没法让他们尽情施展。结果，不少“海归”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转了一圈，享受了优惠政策后，又出走海外。
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应当受到责怪的是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的各地政府和喜欢添油加醋的、编造美丽新世界的传奇故事的媒体。在官员和媒体眼中，留学回国创业人员被视为天之骄子，这些“海归”派也形成了自己的心理期待。在不少“海归”派看来，政府的优惠和照顾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国内的企业家也理应把他们奉为座上宾。一旦这种期望落空，他们当然就只有抱怨甚至怨恨。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他们也觉得自己的产品肯定有市场，仅仅因为国内的环境不适合他们创业，国内的投资者也有眼无珠，所以他们才会失败。
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说，他们刚回来时像“度蜜月”一样，政府热情得不得了，但后来却成了没娘管的孩子。这种话语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政策和媒体的烘托，已经让“海归”们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因为从一准备回国的那一刻开始，“海归”们的每一步都是靠坐在政府的学步车里迈出的。不幸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以为，上了马路，仍然可以指望这个学步车。这种想法当然完全错误，但我们就应该反思，既然也是成熟的成年人，政府为什么非要塞给他们一辆学步车？可能正是政府的过分照顾，摧毁了“海归”们的自信心和面对现实的勇气。
高科技不等于高利润。
或许到了该反思种种过分地鼓励留学人员创业的政策的时候了。政府的鼓励政策当然出于好意。尤其是对于立志要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地方，需要新技术、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模式、新的筹资渠道，而留学人员似乎是一个有益的资源。
然而，中国，或者具体到某个省、市，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是政府事先就可以科学地规划出来的吗？高科技产业当然十分诱人，但在特定地区的资源和市场约束下，高科技未必能够为当地带来高利润，而企业是否成功，唯一的指标是是否创造出了利润；对于地方政府亦然，没有利润，何来产值、税收和就业机会？事实上，
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是浙江的温州，然而，那里并没有几家高科技企业。同样，在北京的中关村，有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赔钱，那些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的农民却靠贩卖配件而获得了利润。
在政府眼中，有些产业因为其“土”、因为其没有技术含量，而受到忽视、鄙视甚至歧视；而某些产业，因为其能带来面子和政绩，而受到鼓励、奖励甚至过分地偏爱。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的种种优惠政策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出台的。
在竞争的环境中，政府除了可以扶持（同时也约束）某些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事业之外，不应当支持任何营利性企业。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是为自己挣钱，你支持这一类企业，就等于歧视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企业，就意味着对你辖区内的所谓企业家不能一视同仁。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严重的歧视现象。仅以创业为例，各地政府为留学回国创业者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以相当低的成本完成开办企业的程序。在北京，一个普通商人要开办一家普通的企业，比如开办一家小饭馆，要跑完政府各个部门的所谓程序，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且，还未必能够顺利地拿到开业所必需的各种证照。当然，我要补充一句，政府照顾“海归”的简化程序，其实才应当是正常的程序。然而，政府在优惠某类企业的时候却依然把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
同样，在资金方面，政府为“海归”们提供了风险投资资金，还有优惠信贷，有的甚至能够得到无偿赠款；而一般私人企业却不可能享受到任何这样的优惠，只能通过非正式的金融体系解决资金问题。
政府对某些产业、某些企业吃偏饭的态度，既害了吃偏饭的那些企业，也不利于本地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合作链条。通过优惠政策，确实可以勉强扶持起若干企业，但未必能对本地经济发生多大整体拉动效应。而本来合乎本地资源优势却遭到政府歧视的那些产业，可能因此而得不到正常发育。温州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群体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链条，应该让市场、让当地企业家去探索、发现和创造。
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靠优惠政策吸引回来的留学生们，大多不是企业家，甚至可能不具备企业家的潜力。他们在海外基本上没有创业的经历，大多数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即使从事管理工作，也是在大型企业内部从事日常管理。这样的背景，对于创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创业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相反，如果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他是不会仅仅因为优惠政策才回国创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本地的资源和市场、本地的宏观商业环境，比如法治的水平、政府管制的范围等等。而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投资，不能解决本企业的资金问题，也无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那他就不能说是一个企业家。同样，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恐怕也不能算是企业家。
所以，也许对于那些失望地离开的“海归”们，我们没有必要格外地惋惜，毕竟，在同样的环境下，各地已经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当然，政府应当汲取教训，致力于创造更健全的制度框架和经商环境；但这绝不单单是为“海归”们，而是为所有具有创业冲动者。
“什么样的‘海归’能升值呢？”我特别需要了解这个情况。
“海归”派分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在国内有经验、有学历背景的，他们出国进修或者在国外有工作经历，也就是真正“镀金回来”，是很受外资公司、民营、国有企业青睐并高薪聘请的，其薪酬的增值幅度最大，翻几倍都是正常的。第二种是在国外留学、没有专业工作经历的“海归”们，他们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方面比较了解，但他们通常的想法是由于出国“投资”比较大，一回来就想快速把“成本”收回来，因而对薪酬的期望值也比较大，甚至要三五万美金的年薪。而国内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不少大学生的外语也很好，如果“海归”能把自身价值放在国内市场上衡量，先将基础打好，增值也是很快的。第三种就是在国外瞎混的，包括一些高中生，学习也不怎么好，未必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有钱、有机会能出国混个洋文凭回来，但混的结果是，有的甚至连外语说得都不利索，他们的前景就比较令人堪忧。
我的大学同学Karan现在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猎头。她告诉我，先选择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学校和专业出国留学，并最好先在国内同一领域积攒一些工作经验，毕业后争取在所在国锻炼一段时间，回国时以一名业内国际化专业人士的身份出现，才可能让“海归”这两个字增值。
我以为，吸引留学生归国，最主要不是个人的待遇，而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环境——投“智”环境。这个整体的环境涉及政治、法制、经济以及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海龟们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创业和发展，真正展示自己的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1）
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
漫步在通往老家的弄堂里，小巷依旧。临街的二层楼老石库门房子里，铺着坚硬冰凉的水泥地；白色石灰剥落的墙壁，露出风吹日晒后泛青的砖块；站在小天井里抬头仰望，一根根整整齐齐的竹竿上，呼啦啦地晾着参差错落的衣物。夕阳渐渐西下，跨出天井，昏暗的路灯下，过往的行人和自行车在光秃秃无遮无拦的马路上穿梭，清脆的铃铛声交融在一片嘈杂的谈话声中，和谐入耳。我顺着街道飘忽到十字路口，在亮起日光灯的小烟纸店柜面上，抓过一包“大前门”烟；然后来到老虎灶旁，将热水瓶灌满了热水；回过头又出现在南货店的蜜饯玻璃罐前，双手往里面掏着用白纸包起来的一小包一小包话梅、杨桃、橄榄、盐金枣、加应子。真是想什么有什么，而且越来越多，我心里那个乐啊！藏到哪儿去安全呢？不如先吃吧！我张开嘴巴刚想吃，突然那些蜜饯全都不见了。我急了，飞出店门，找啊，找！我想飞得高一点儿，飞得再快一点儿。可是无论我怎样地使劲儿，两手怎样地拼命划，人却越飞越低，越来越往下沉。我急醒了……
这情景，不知在我梦里重复了多少回。日子流逝得越久，距离变得越遥远，人生经历越沧桑，往日的记忆就会变得越甜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慢慢地变幻为一幅幅油画，看上去既朦胧又美好。待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画面似乎又化成了清晰的线条，越看越真切。十几年前离开时，那儿并不雅观，景观也不那么的美好，甚至还嫌她丑陋、世俗、丢脸，但这些却占住了记忆的一部分。刻意封存的往事，清晰地再现于睡梦里。当我旧地重游，回到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时，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泡热水的老虎灶不见了，小烟纸店拆走了，那一片石库门房子和南货店也一同走进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往日的所有一切都只好到记忆中去搜寻，到旧时的四邻街坊、昔日的同窗好友和亲人们的中间去寻找了。
一个城市有她的灵与魂。如果说马路和房子是城市的魂，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便是灵。上海有数不清的马路和数不清的弄堂，可谓曲径通幽。九江路是上海开埠后，与大马路（南京路）同时开辟的早期通向外滩的马路之一，俗称二马路。九江路并不长，十五分钟便可走完全程。它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的黄浦江畔，西至西藏中路。从云南南路到西藏中路的九江路上，曾经有过七栋连成一片的石库门房，九江路774号恰巧在正中央的第四栋。她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共有十八个房间，分左右三开间上下东西厢房，连带上下客堂间，上下亭子间，外加两间夹在一楼和二楼的腰房，以及楼上横卧在后东西厢房中间的晒台和楼下靠大门的小天井。这栋石库门，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一个梨园世家几度秋凉后的琐碎忧伤。流言和传奇与石库门同时产生，又一同变为废墟销声匿迹。四处漂泊的灵，如今只能在梦中找寻他们的魂。
这石库门的第一任主人叫赵君玉（1894—1943），出身于上海的一个梨园世家。他“艺承家学，幼习花脸，艺名大奎官。改习小生、武生后，始名君玉。民国初年在上海新舞台改演小生……一次因反串《翠屏山》中之潘巧云大获成功，而被视为旦角之绝妙人才，由此渐走上由生而旦的艺术道路……”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他父亲是著名武生赵小廉（生卒年不详）。爷爷是江南琴鼓圣手兼编剧赵嵩绶（约1850—1915），一生编排了无数剧目和培养了许多京剧名角儿。赵嵩绶“曾在太平军创立的科班中学艺，工老生，艺兼徽昆……他鼓艺娴熟且六场通透，会戏极多，为南方著名的鼓师。清光绪二十七年梅雨田抵沪，三次造访赵嵩绶，凡有所请益，赵嵩绶均尽心指点，两人遂成契友。赵嵩绶所编新戏，关目清楚，情节紧凑，唱做并重，故深受欢迎。尤以编写的灯彩戏更为吸引人。以《洛阳桥》一剧为例，剧中设计了‘点金石’、‘水晶宫’、‘采莲船’等场面，新颖逼真，使沪上观众争相观看，各戏园纷纷效仿，一时灯彩戏之风大盛。赵嵩绶在以后各新剧中均有灯彩并不断创新，终使之发展成以后的机关布景，因此赵嵩绶实开了机关布景之先。”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
赵君玉得益于家学渊源与自身的悟性，年纪轻轻就搭班于1908年创立的新式剧场——上海新舞台，并且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受新思想影响，在1912年与周信芳合演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丑态；1913年3月28日，他和父亲赵小廉又与周信芳同台首演了《宋教仁》（又名《宋教仁遇害》），痛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现代剧。他们的演出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立刻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于是派了军警到剧院盯视。这出戏只演了八场便被迫停演。同年，他与南下献艺的谭鑫培，在新舞台合演了《珠帘寨》、《御碑亭》和《武家坡》，颇受谭鑫培的器重。由于赵嵩绶和谭鑫培交情甚厚，谭鑫培对赵君玉既倾心指导，又破格提携，使年轻的他旦角技艺更上一层楼。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则小故事。一天，谭鑫培想演《汾河湾》，而自己的班底又全在北京，思来想去由谁来演柳迎春这个角色呢？当时的上海新舞台只有赵君玉可以试试，但他不会这出戏。尽管他拥有扎实的花脸戏与武戏的幼工根基，然而旦角戏还没学那么多。可是，梨园行里讲的就是江湖义气：“传、帮、带”。为了提携他，谭鑫培临时向赵君玉说了这出戏。赵君玉天资聪敏，悟性极高。“他上台以后，非但没有出一点的差错，而且跟老谭言来语去，针锋相对，极为传神地表现了夫妻二人‘斗嘴’的情景。”②
赵君玉是二十世纪初上海京剧艺坛的全才演员，他在主演旦角戏的同时，还能反串演出小生戏、花脸戏、武生戏乃至丑角戏。而且各行戏艺均属上乘，深得观众的喜爱。他扮相秀丽，集了天下美男子和美女子的精华于一身，梅兰芳曾视他为劲敌。在演技上能博取各家之所长，“他的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细腻而不琐碎；文武兼备，唱做俱佳，善于塑造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