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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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瑜还常常会为了维护各自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展开辩论，小小年纪的我们仿佛棋逢对手，各不相让。当谁都说服不了谁时，怎么办？我们就在座位上画一条“三八线”，做到不相往来互不干涉，谁都不要逾越它。当然，如果我们和好了，那条线也就不存在了。有一天上书法课，我们课桌上是砚台、临帖、水杯、纸，东西摊了一大堆，写字的空间就相对地小了许多。要想写好字，就得姿势坐正，双手撑开。那天，我们刚画了三八线，为了不让她得第一名，我就毫不客气地紧盯着那条线，严密“坚守阵地”。这次恶作剧是以我的胜利而大功告成；不过，我至今都还珍藏着一张我“荣获五好战士”的奖状，奖状上的字就是张瑜的“墨宝”，还是隶书的呢。
我们那时正处于“文革”年代，精神食粮极度匮乏，中外名著几乎在
图书馆、书店里绝迹。我们班同学的父辈中不少是“右派”、“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大都被抄过家，可每家都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张瑜便牵头搞了个“内部”图书俱乐部，以便大家分享有限的资源，参加的人不用付会员费，但至少要贡献十本书。多亏了那个“俱乐部”，我们有幸读到了当时许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由此可见，张瑜从来都是个精神生活的追求者和耕耘者；今天的张瑜，她的艺术生命精华在慢慢沉淀，人生境界也越发超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高。我以我的方式在生活、净心、修行，在不断寻找通往福祉和宁静如泓的博大彼岸。”
小时候的张瑜是好动的。学校的运动场总能看见她的影子：跳高、跳远、短跑、长跑都是她的强项。她游泳就更棒了，我曾和她一起游过一千二百米，横渡了黄浦江。但我和学校许多男同学在参加静安区举办的游长江训练时被淘汰，而她却代表我校参加了畅游长江七千米！我们大家都以她为荣，但又流露出些微的“嫉妒”。记得有一天，看见张瑜又再现于只有男孩子才玩儿的单杆上，我没顾后果，突然站在她旁边吼了一声，害她差一点儿从单杆上掉下来，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但是，在我们几个斯斯文文的“黑五类狗崽”们有一次被几个校外流氓欺负时，张瑜竟然挡在我的前面，将他们喝退。那临危不惧、好打抱不平的劲儿，颇似梁山好汉，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有了今天的张瑜“挺身而出”“一掷千金”；使上影集团顺利地拍成了文化历史大片《鲁迅》。这也是张瑜文化良知和文化使命感的具体的体现。张瑜从小就展露出了文艺才华。印象中她在学校的女生中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但一上舞台她却是最耀眼的一个。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个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参加宣传演出。一次野营拉练到了上海郊区，晚上给当地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除了我和王征宇演了个相声“帽子”、小徐表演了个笛子独奏外，其他的节目几乎都被她一个人包了：唱歌、跳舞、朗诵、唱样板戏……在华山中学时，我和她还时常一起播音，曾为一个西藏女奴配音四处做忆苦思甜报告。其中有个词儿“万般无奈”出现了不下百次，她就是比我说得好，能用不同的语气语调来表现处理。当时我就觉得她要是做演员，就一定能成个“角儿”。
后来她真成了演员，时常在外地拍电影，我们见面的机会便渐渐少了。最后一次遇见她是1980年初；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场门口。那时正值我在大学读书放假，帮着我外婆去买菜。她告诉我要去拍《庐山恋》了，是第一次演主角儿！听得出她兴奋异常。我只说了声“祝你成功！”，她便匆匆忙忙地与我道别。果然，随着《庐山恋》的成功，张瑜这个名字穿过大街小巷，走遍全国各地；她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到了1985年，张瑜在她事业的辉煌之际而毅然出国留学，我和她从此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联系，不过作为老同学，我一直在远处默默地关注着她，一晃二十多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数十亿人口，能相遇而有交往，实属偶然的机遇。而恰是这偶然便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戏剧。想到我的同桌张瑜，我也不禁莞尔一笑，引出有趣的戏剧性的联想。童年的我们曾有课桌上的“三八线”，而那三八线并没有隔断我们纯真的友谊。如今我们已人到中年，而我们之间却有了一条天然的“三八线”——太平洋，她在太平洋之西，我在太平洋之东。但这条“三八线”就会永远地隔断我们吗？是否还会出现戏剧性的偶然？她曾是留美学生，我也是留美学生；她如今是演员、制片人，我虽然学的不是戏剧，但鬼使神差，我在9。11事件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幸存者的特殊经历，促使我写了一本纪实文学《闯荡北美》，如今已引起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正在改编为电视剧，企图从一个最新的视角再现当代留学生的生存与追求；这样我与戏剧影视也沾了边。不禁产生了一个突发奇想：几十年前的同桌张瑜和我，又跨越了“三八线”，在拍摄一个电视剧上来一把友谊的合作。若真如此，那就太有戏剧性了！当然，张瑜忙，我也忙，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们未必能构成这样的合作。但我的这个想象，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戏剧性的想象。
大洋那边千千万万的张瑜，与我们这里留学生的移民群体，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通向世界，为中国的再次崛起，为共同搭起一座跨越“三八线”的桥梁而努力吧！
2005年10月邂逅名人／小玲／在北美，巧遇自己关注、喜爱或是仰慕的名人，总会给我和思进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而每一次惊喜之后，也总会生发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遐想；很多人生之谜似乎蕴涵在名人与普通人的巧遇之中。
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中国人聚集的法拉盛金山超市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非常显眼，再仔细一看，那不是女排队长孙晋芳吗？在整个“五连冠”的夺取过程中，她是队长，是女排的核心人物。在那个年月，女排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体育的领域，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凝聚的载体。那时我在上海建行工作，十二点一关门休息，行长同意把电视机放到营业大厅，让大家看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决赛的实况转播。真过瘾啊！那每一记置敌于死地的扣球，就像是我扣下去的一样。由于时差，女排在国外的比赛和直播常常在深夜或凌晨，我的对策是放弃睡觉。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名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地迎了上去：“请问您是孙晋芳吗？”被认出的她也明显地流露出欣喜的神色。她的伙伴抢着大声回答：“是啊！她是孙晋芳。明天回北京出席人大，在纽约转机呢。”可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场面，这么一个我心中的大名人现身，没有引起预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轰动效应；顾客们还是各买各的东西，没有出现把孙晋芳团团围住的盛况。人们的冷漠和我心头的热烈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真有点儿失落的悲哀；也许是过于敏感，我仿佛在孙晋芳的脸上也读出了一丝失落的怅然。
是啊，不管你获得怎样的辉煌，它不能创造永恒，不管你为这辉煌付出多少汗水、泪水的代价，现实的人们最倾心关注的终究是现实的需要和发展。他们疲于奔命的生活，还能给他们留下多少热情，去关注过去的辉煌呢。
在加拿大和美国，我们还遇到过两位演艺界的中国名人：一位是侯耀文，一位是冯远征。
1998年，我们居住在多伦多。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思进陪我正在多伦多时装名店Holt Renfrew“血拚”（Shopping），又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晃荡。我和思进正盯着他在搜索记忆，要把这个形象和名字连结起来，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凑了过来对我们说道：“眼熟儿？是不是？侯耀文儿。”
思进反应极快地连忙说：“侯老师！是您啊！‘眼望群山，一锅窝头’。”
他听了哈哈大笑，马上给我们介绍他边上的一位女士：“这是我家里的，想选一件大衣，正找人翻译呢。”于是，我们为他太太当起了业余翻译，还一起逛了会儿，石富宽老师也在场。思进从小和外婆在北京生活过，口音有京味儿，侯耀文几乎把思进看成了北京老乡。临别时把手机、家里的电话号码全留给了我们，并一再嘱咐：“回北京一定上我家玩儿……”
我和思进是美国人眼里的“City Animal”（城市动物），喜欢身居闹市，逛大街，看电影，听歌剧。2005年11月27日的星期天早上，我们到林肯中心去买歌剧票。回家的路上途经白先勇在小说《摘仙记》里所描写的女主人翁买醉的饭店——“Tavern on the Green”，我们也想进去“买回醉”。没想到，在纽约这个有名的饭店门前，我和思进碰上了有名的演技派明星冯远征。他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电影《美丽上海》里那出色的表演，我们非常欣赏。这次北京人艺在纽约的Pace University（佩斯大学）演出老舍的话剧《茶馆》，这里的华人传媒都有很详尽的采访报道，他在戏里扮演松二爷，我们也早早地订了票。居然不期而遇，当然喜出望外。当我通过越洋电话告诉妈时，曾是京剧演员的她，第一反应竟是：“你要小心，他可凶了。”妈的话令我听了哭笑不得。可见他的表演入木三分，我妈无法把他本人和他扮演的角色区分开来。实际上，生活中的他给我们留下了谦和热情的深刻印象。在酒店门口我们招呼他，向他表达我们海外影迷对他的敬意，他却没有丝毫大明星的架子，而是真诚、平常。大概是海外遇同胞，他格外地快乐，和我们有说有笑，合影留念，互换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那次《茶馆》的演出，他特别出彩。演出中得到最多的掌声，谢幕时收到最多的鲜花；他把鲜花和同伴们分享，而谢幕后他最后一个离台，为了给热爱他的戏迷签名留念。我们不想再上台去烦扰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剧院。回家后立刻给了他一个电邮，祝贺他演出成功。原想他忙，并不指望他的回复。没想到他一回北京，就给我们发出了回复。
人好像都有一个“攀老乡”的情结。譬如我是上海人，天天和上海人打交道，这很平常。如果我在北京遇到了上海人，就会倍感亲切。而在异国，不必是上海人，只要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我就会感到倍加亲切。这一点在名人，如侯耀文，如冯远征，和普通人并无差别。
2005年5月5日，从纽约飞往多伦多的小客机上，坐在我们前面的人也很眼熟，思进说像Vanessa Williams，就是唱《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的那位大歌星。我拼命地摇头否认，她穿戴得太普通了，一件黑色的毛衣外套，配一条黑色的长裤，这和在电视屏幕中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她，不能同日而语。确定她真的是歌星Vanessa Williams，还是因为她的跟班乐队人员在进海关时，大声地帮她报上了大名。这让我突然想明白了件事儿。小时候，我通常只有跟着妈走亲访友外出时，才可以换上新衣服。妈总要不断叮嘱我：“要小心仔细啊！穿坏了就没啦！”因为那个年头是没有条件经常更换新衣服的。不是有句顺口溜吗，叫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当我穿上新衣外出做客，便被新衣拘着了，举止就不能随心所欲，生怕不小心弄脏了或碰破了它。在客人眼里我是个极其乖巧的小女孩儿，没少听见他们夸奖我，可我心里的别扭劲儿，别提多难受了！常常听人说：“Just be yourself！”（“做你自己！”）这对普通人来说尚且不易，明星们为了形象需要，就更难“做你自己”了。在公众场合，他们有时要说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儿。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时刻都被人关注。由此，明星们的苦衷也可见一斑了，这是公众人物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实力的中外男
女明星们，往往敢于做回自己，所以有些小报上会出现他们化妆前和化妆后的形象对照，也有报道他们我行我素的言行。这反过来也传给我们一条信息，就像Vanessa Williams，她已经不需要在公众面前掩饰什么了，她就是她！
再说生下来第一天就成了名人的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儿子，美国人心目中的王子——小约翰·肯尼迪。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生在白宫的总统的儿子。他的父亲被暗杀时，他还差三天才满三周岁。在给他父亲送葬的队伍里，他的一个敬礼，让美国人对他痛惜怜爱。从此，他有了个昵称叫JohnJohn。JohnJohn不是在他父亲的呵护下成长的，而是在美国人的心中长大的。好莱坞明星们往往需要精彩的表演，歌星需用完善的歌舞才能被媒体注目。而他只需轻轻的一声“呼吸”，便上了头条新闻。从他出生不久吃第一口婴儿食品、掉第一颗牙齿、读哪一所中小学、考律师执照和谈恋爱的成与败，到可以继承他父母多少钱的遗产和如何逃到老家去秘密结婚，没有一丁点儿的隐私可言。他“挣扎”着想摆脱名人身份，做一个普通人。他大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当助手；为了政治抱负办杂志；他经常骑车上下班，和普通人一样在中央公园里溜双轮或晨跑；纽约人随时都有可能和他不期而遇。美国人喜欢他，纽约人爱他，是为他的不张扬，不狂妄。人们越喜欢他，媒体就越爱报道他，他也就越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为逃离人世间的喧闹，他热衷翱翔于天空，去追寻、享受优游于蓝天白云间的自由自在和宁静。当他的飞机失事后，CNN接连几天追踪报道他，所有传媒纪念他的文章连篇累牍，令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哀悼声中。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他的名人身份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
人啊，往往都爱追求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名人为了做普通人而煞费苦心，比如小约翰·肯尼迪。普通人却羡慕名人们的闪光耀眼，比如思进和我。上帝对人总是公平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