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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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但他顾不上那么多了，急急地想吃我炒的菜。
初冬的街道上冷风飕飕，太阳还没有从云层里钻出来照亮大地。星期六早上的小街出奇地寂静，我们只能听见自己兴致勃勃的脚步声和偶尔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的汽车声。
这个超市离我们的住处只隔两条街，在当时的我看来，它是巨大的。1990年的上海还没有这种类型的超市。走近入口处，长长的购物车整整齐齐地排在门口任由顾客领取，我也好奇地推了一辆。进去一看，整个大厅被十来个高高大大的货物架隔成十来条走廊，每条走廊上方的指示牌标示着货物的种类。当然，大多数的字是它认识我，而我不认识它。只看见一排排敞开门的大冷冰柜依墙而立，储存在里边的是奶制品、鸡蛋和鱼肉等。思进指着大小不一的十来种纸盒子告诉我，那全是牛奶，全脂的、脱脂的、2％Skim（
减肥牛奶）的、Half and Half（冲咖啡或做蛋糕用的）等等。紧挨着大冷冰柜的是出售熟食的柜台，各种色拉、汤、熏三文鱼和现成三明治等，不下几十种。
我则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慢慢参观浏览着我想采购的各种各样的新鲜蔬果。对这些似曾相识的蔬菜，我看得目瞪口呆，眼花缭乱。这些菜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大。一根葱就和上海的大蒜一般粗，一颗西芹抵得上一大把中国芹菜；再看那茄子紫得发亮，形状大小和上海的南瓜差不多；还有土豆、菠菜、五颜六色的灯笼辣椒，都比上海的大二三倍。凡是上海见过的菜，你只要展开想象的空间往大里想，就行了。
我思忖着，可能美国人块头大，所以吃的东西也特别大。可惜我们囊中羞涩，对那些可爱的、特别有诱惑力的菜，只挑选了一颗西芹，价格为九毛九分。我们合计了一下，还买了一盒鸡蛋、一包米，外加调味料一瓶油和一盒盐，其他的调味料一概都省了。从此以后，我烧菜就再也没有用过味精，久而久之我们变得对味精过敏了。现在每次回国，一到餐馆吃饭，就舌头发麻、头发晕。这是后话了。
付完了钱，我们拐进了超市边的勤俭商店，也就是二手商店。里面专售用过的厨具：包括刀叉杯碗、水壶蒸锅等物品。店里的布置很随意。两个铺着白色台布的圆桌紧靠两边墙角，桌上陈列着颜色各异的细瓷盛器：有咖啡壶、咖啡杯、色拉盘、主菜盘、小碟、茶杯等，但都不成套。垂地的台布边，放着几个形状漂亮的大竹篾篮子，里面有西餐刀、叉、小瓶子和塞起子等小玩意儿。店里所有东西的价格从二毛五分起到几十块钱不等。
老板是个热情、豪爽、富有人情味的中年妇女，她名叫南茜。得知我们想买些便宜的炊具后，南茜立刻为我们挑选了起来。她为我们选了一把刀，比水果刀略微大一些，适合两用。它既可以削水果皮，又可以切菜。这把刀我们至今都保留着，对它日久生情，舍不得丢掉。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留学期间艰苦创业的唯一见证。这把刀只花了我们五毛钱。接着南茜还为我们选了一个意大利人煮通心粉用的锅子，只要四元五毛钱。我发现这个锅子有两层，锅套锅，可以一锅多用。把里层拿掉，可煲汤可炒菜，放上里层又可当蒸锅和煮通心粉。人在穷的时侯，特别有“创造力”，就一个普普通通煮通心粉的锅子，竟让我看出那么多的用处。
南茜的热情让我感到她仿佛不是在做生意赚钱，而是在为朋友省钱出谋划策。现在一有闲暇，我还是喜欢逛那些厨具商店，为了那段曾经拥有的美好记忆，也为了厨房里烹饪烘烤，或自娱或待客的乐趣。
回家后不到半小时，思进就吃到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我炒的西芹菜和蒸蛋花汤。这要归功于厨房里那四个炉头的Oven——比上海的煤气炉多两个火头。这大约是美国人惜时如金的构想。在美国，厨房里见到的都是这样的Oven，区别在于级别的高低而已，四个火同时开，边烧饭，边炒菜，边做汤，还可以在炉头下面的烘箱里烤鸡鸭鱼肉或烘蛋糕。以后在多伦多悠闲安乐的日子里，我烘出了一炉一炉的蛋糕甜点，与很多朋友和公司的同事们分享。
眼前的思进像是饿了三天三夜，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下了两碗饭。原来在我没来美国的三个月里，他每天只买两个热狗当晚餐，现在他提起热狗就想吐。我说你不会换别的吃？他感慨的说：“别的贵啊！你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天好像昏暗得快要塌下来了。”
见“公婆”／小玲／
我和思进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我好静，他好动；我内向，他外露；我善于动手，他善于动脑；我性子慢，他性子急。但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我们都酷爱交朋友，因为友情与亲情不一样，亲情是与生俱来，而朋友是自己选的。友情就像美酒，愈久愈香醇。闯荡北美，一晃十五年，岁月在无情地流逝，而我们收获的是无数的朋友和难以忘怀的友情。
星期天早上，他对我宣布了两条新闻。第一条，晚上，他的那帮“铁杆兄弟”要见我，想看看陈太太的庐山真面目。第二条，他已为我找到了工作。由于老板同意当天就能上班，所以我明天就要去见工。这就是思进的行事风格——快！他早在我拿到签证后，就对他所有的朋友发了“通告”，包括他的老板Jennifer。我本想好好儿地休息几天，以姣好的面目示人，而不愿这样灰头土脸的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说：“有什么关系，这和丑媳妇见公婆一样，早见晚见都得见。再说了，在我眼里你怎么样都是漂亮的。”
只要我稍稍显得不自信想退缩，他就马上巧舌如簧，花言巧语地让我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这样的结果常常是我总围着他的“指挥棒”穷转悠。
晚上的聚会安排在小薛那里，是紧靠我们街后的一栋二层楼房。它的外观和结构与我们住的房子相差无几，不过小薛租了客厅带睡房的套间，而且他太太也快来美国了；他还从附近同学处借来了几把高低不等的凳子，将它们围着客厅中间的木板长方桌摆放；桌上放了几瓶大包装的可乐和几包土豆片，这就是我们留学生聚会最奢侈的规格。厅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家具。那天聚会的有我们的室友小邓和小程、传播系的小张、电机系的小孙和他的女友化学系的女博士小袁、陈静和她的男友小卢。这些人我早在他的书信里就认识了，现在是对号入座而已。
思进先开腔了：“我们小玲可能明天就要去上班了，你们看她连时差都没有倒过来。”他们立刻七嘴八舌起哄，有的说，像个陈太太的样子；还有的说，陈思进，什么时候也给我们找一个，一来美国就能帮着赚钱。小邓凑上来对我说：“小玲，你来了，这下你们陈思进可如虎添翼了。”说完，他还不忘两手作鸟飞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主人小薛个子小小，戴副眼镜，待人接物，细致周到，走来走去不停给大家送吃的，最不能忘的还是他那地地道道入耳的京腔。陈静则悄悄地约我明天晚上去她家吃饺子、打牌，我高兴地答应了。
接着，聚会的高潮就是针对当时的海湾局势谈论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小孙说：“美国佬真不是东西，像太平洋警察似的，管得也太宽了，什么事它整好过了？”我一听这东北腔和宋丹丹的语调如出一辙，太有趣了。经济学程博士说：“还不是为了控制海湾的石油资源，我看老美为了‘维护正义’，这仗早晚要打起来。”事情果然如程博士所预料，一个代号叫“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一个多月后在伊拉克打响了。小卢说：“说起资源来，我们餐馆的洗碗工昨天还说，在这儿用水反正不花钱，不用白不用，声称要将老美的水用枯、用干。”小薛说：“这管用吗？美国要独霸世界，它要打仗，如果打起来，这也是打苏联。”大家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高见，俨然都成了政治家。
我置身在这群大博士、大硕士们中不敢发一言，唯恐出错。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知识渊博的国家精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朝气。这样的聚会在六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那是个互道平安彼此告别的“饺子宴”，各家带来了不同馅儿的饺子：有白菜肉馅儿、韭菜肉馅儿、芹菜肉馅儿，还有我的青菜粉丝鸡蛋馅儿。
我和思进在克利夫兰的六个月里，我们这些朋友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就像当年的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我们时而开着四五辆破老爷车，进军到克利夫兰Westside的农贸市场，去和“大胡子老美”农夫们讨价还价；时而聚集在一起打牌聊天直至拂晓；时而又出现在小街上，在旧家具中“沙里掏金”；为了激励自己，我们大伙儿还不忘穿梭在富人区的豪门宅院前，立下豪言壮语。
那时我俩物质生活虽然苦，可是那种苦中作乐的温馨却常常萦绕心田。临离别的那晚，大家依依不舍，拍照留念。陈静、小卢还有小邓去了休斯顿，小卢被一个建筑设计院录用，小邓自己开了个咨询公司。小薛和他的太太去了加州。小张和程博士毕业后回了中国。我和思进到了纽约。现在，在克利夫兰留下的唯一一对夫妇是小孙和小袁。
共患难／思进／
星期天早上Jennifer的一个电话，把我和小玲从睡梦中惊醒。她希望小玲星期一就能去见工上班，因为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餐馆生意将会忙起来。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小玲就睡不着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是高兴之余又有点于心不忍。
我深感歉意地说：“这次你为了我，为了来陪读，中断了你在国内的发展……小玲，你对我出国是百分之百支持的，为我付出了很多……”
小玲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去签证的吗？为了出国做了多少努力啊！我想尽快地赚钱，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望着小玲，思绪复杂。在美国有多少夫妻因为生存问题而导致情感的疏远、婚姻关系的破裂……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而且，许多来美国的夫妇因为迫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各奔东西，在我们周围也有好几个例子。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我不便在这里提及。
虽然小玲既Pretty（漂亮）又WellEducated（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坚信她不会纳入上述轨道的！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我真是“屡败屡战”，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而小玲却总是不离不弃地紧跟着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着我。
“文革”结束之前不用说了，就从高考开始说起。我自认为是个读书人，自小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三名。1977年恢复高考时先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清华、北大等一流学府的数理化专业。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也的确过了
分数线，可没想到在体检时血压偏高为110/160（后来知道那是青春期高血压）。
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上大学，连医生都觉得太可惜了。结果那个好心的医生同意我下午再去一次。回家后外婆、小阿姨都诚实地没有给我吃颗降压片。我遵照医嘱睡了一觉，起床后血压不降反而上升了，最后失去了这次宝贵的去清华、北大的机会。第二年再考时，只进了一个三流大学——上海轻工学院，学了我根本不喜欢的机械工程。198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了轻工局保温容器公司，干了三年我不擅长的机器设计，结果没有独立搞出一个成功的项目。
1984年，在一片“下海”做生意的浪潮中，我也辞职“下海”去了深圳，任职于金岸开发公司，前后大大小小谈过十来个项目。每次开始时都是进展顺利，可一到签合同的前一刻就都变卦了，真是邪门儿！到最后我真是心力交瘁，一无所获！
这一次的经商尝试，小玲虽然在心里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她觉得我就是个读书人，根本不适合做生意。可她依然尊重我的选择，放任我在深圳、大连、西安等地方误打误撞了三年。
就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1987年初，小玲把新房
装修并布置完毕，同时办妥了一切结婚事宜，等着狼狈不堪的我回上海结婚。她把蓄势待发的我暂时拉进了一个舒适的、可以安全歇息的港湾。
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结婚不久，我最亲的亲人外婆因病去世。我的天塌了下来！我欲哭无泪。唯一让外婆感到欣慰的，是小玲能替代她照顾好我。失去外婆的悲伤和痛苦，顿时化为努力工作与学习的动力。这段时间，我在轻工情报所任英文翻译。英文是我自学的，喜欢而又擅长！除了上班时翻译专利情报之外，我在业余时间还翻译了许多英美
短篇小说、散文，并曾以“思进”为笔名在不少杂志上刊登过上述一些作品。似乎我的命运有了转变。
1988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翻译了一部美国当代长篇小说。1989年初和出版社也谈妥了出版的协议。正当我梦想成为像傅雷那样的翻译家时，我接到通知，通知说因为那本小说里有“不健康的内容”，我的译稿在最后审查时没有通过！因为那时正在打击这方面的问题。
于是，在我1989年7月的生日那天，我和小玲决定出国。
多亏了小玲，结婚后，她真是带给了我好运。本来小玲是并不怎么想出国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出国梦。那时她在上海建设银行第五支行工作了近十年，刚调到总务科任总务会计，前程远大。她与别的女性不同，她的出国完全是为了我。
女性出国潮的兴起，暗合了当代女性普遍对目前工作生活不满足的心态。
通常来说“女主内男主外”，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做饭擦灶台。其实谁说女人就胸无大志？只不过历史上对女人要求的“三从四德”就像裹脚布一样裹住了她们而已，虽然一味地要求她们“相夫教子”，但是这种思想给她们又提供了另一个跃跃欲试的好舞台：你想成就自己，可又没机会，于是就哄着督促着你的丈夫、你的儿子替你实现目标了。由此看来，于是中国传统女性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实现理想罢了。
于是乎，一旦今日的主流社会叫嚣着男女平等，女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就会有一部分女人与传统割裂得非常彻底，一下子就宣告了她们与温良恭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