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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宿命纠葛:色蔷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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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没有明星自杀,天下太平,歌舞升平。
没劲。
于是进到某聊天室,里面照例熙熙攘攘乌烟瘴气,跟火锅店似的,只不过,此火锅店从头到尾似乎只有一道菜:调情。
第一次注册,用的是“木木”的网名,我说:“嗨,有愿意交流一下关于金鱼的喂养知识的吗?我的一条金鱼死了,我好难过。”
连发送了七遍,都无人理睬我。
我讪讪地下线,想了想,有点不甘心,又重新注册,换上“蝴蝶小姐”的名字,这次我说:“嗨,我是蝴蝶小姐,有愿意深入地交流讨论一下‘到底男人喜不喜欢处女’这个问题的吗?”
呵,马上,追上来一个叫“都市英雄”的,开口就问:“嗨,蝴蝶,要钱吗?”
我骇了一跳,正犹豫着如何答他,后面又追上来一个叫“天涯浪子”的,问:“哇,什么?现在还有处女?真处还是假处啊?”
紧跟着,又追上来一个叫“午夜猛男”的,问:“真的是处女吗?我要,有QQ吗?开房间私聊吧?”
一眨眼的工夫,后面已经排满了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的网名,简直狂蜂蝶浪,我招架不住,赶紧下线,落荒而逃。
网络,就像一面照妖镜,到处是空虚无聊得发疯的现代人。

第三章 芸芸众生(10)

到处都是下流贪玩的男人。
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都似一片废墟。
真是叫人绝望。
我长叹了一口气,关掉电脑,呆坐了一会,吞了两粒安眠药,睡下去。


第二部分

第四章 过年(2)

我坐在自己的桌子边,抽抽搭搭地抹着眼泪。
小蒋劝我说:“算了,别伤心了,你今天这么一闹,估计她以后再也不敢打你B—了。”
小乐说:“早该有人骂骂她唾她唾沫了,台巴子老板也是的,平时对我们抠得要死,可是公司上有导演下有组长,导演还有导演助理,还要再养什么狗屁动检,也不知他是怎么算账的。”
“哎呀,还不是上海的地方保护政策,是不是好像有规定——外商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里面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上海人?”小蒋问小乐。
小乐摇摇头,“这倒不清楚,不过,反正‘三金’政策就是变相地照顾当地就业率。”
“他妈的地方保护主义!”小蒋悻悻地骂了一句。
“算了算了,别哭了,会把眼睛哭肿的,今天晚上还要聚餐呢……”小乐一边拿纸巾替我擦脸,一边劝我。
“今天晚上我不去了……”我抽泣着。
小蒋拍了拍我的肩,“哎呀,钱都交了,你不去吃,王雅芬不笑死才怪呢,别傻了!”
“让这个老B一边吃一边笑死好了!”我赌气的,一边擦了一把眼角的泪,一边恨恨地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
小乐与小蒋听得直想笑,又好声劝了我半晌,我才渐渐收住了泪。
负气归负气,然而晚上的聚餐(年夜饭)我还是去了,虽然心底窝着气,可是混在一大桌子人里面,似乎也并没有少吃少喝。
聚餐的钱一半是我们自己出的,每人八十块,每桌十人,每桌一千六(公司再每桌贴八百块,台巴子老板就是这样的抠搜气),菜还可以,生猛海鲜猪牛羊鸡鸭鹅鱼翅燕窝(鱼翅燕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差不多都上到了,每个人都吃得嘴角流油心满意足,于是,一年的职场生涯算是画上了句号(年年如此:累死累活地画了一年,年底大家凑份子趴在一起大吃一顿,然后拍拍屁股做鸟兽散)。
翌日,揣着昨天领到的那三千块,我上街去采购。
拎回Y州的好烟、好参、好酒(一年才回家一次,手上拎的总不能太寒碜了),自己再买了一件羊绒衫、一点护肤品,那三千块花得精光(还从牡丹卡里刷掉了七百块)。
然后,下午又去电信局补了手机号(顺便买了一只银白色的松下手机),回家的路上,又绕到相熟的茶叶店去,吩咐伙计称一斤特级的西湖龙井,那伙计依言,从冷藏箱里捧出一只硕大的圆铁筒放到柜台上,一匙子挖下去、倒入纸袋子里,一过称,不多不少,正好五百克,八百八十块,我肉痛地将九张一百块数出去递给他,一边忍不住抱怨:“一斤茶叶八百八,一两就是九十块,这是什么世道?喝茶都喝不起。”
那伙计一边利落地找出二十块给我,一边油嘴滑舌地道:“哎呀,小姐,自古以来茶叶赛黄金嘛,何况这可是最好的明前茶,九十块一两算是很便宜的啦。”
我忍不住抬眼瞄了他一下,“哇噻,师傅,你口气好大,比人家吃了大蒜的口气还大,请问你一个月薪水多少?”
伙计臊眉耷眼地讪笑笑,没接话。
我拎着包好的龙井踱出去,只听见那伙计在后头阴阳怪气地咳嗽了一下,想必是抗议我适才的刻薄。 我心里冷笑笑:我刻薄?好吧,就算是吧,可是我这两天心情不好,活该你倒霉。
我的心情的确不好,工资的事且不算,最主要是因为我怕过年,怕回家。
之所以怕回家,是因为回家没意思,家里除了我父亲,还有继母,以及继母后来生的儿子。
我母亲是在我五岁时去世的,继母是在我六岁时进的门,她并没有虐待过我,也并没有怎么使过晚娘的脸色(事实上,我们之间一直维持着很客气的关系),可是,我在家里不快乐(无所适从),怎么说呢,继母进门后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父亲自然心满意足,继母母凭子贵,渐渐完全成了家里的女主人,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反而有点成了我父亲的拖油瓶似的,一切都不够理直气壮,总觉得自己似一块绊脚石(他们一家三口的绊脚石),当然,这种微妙尴尬的感觉外人是不能体会的,个中滋味只有我自己能体会,这就是我在N市读完美专后只身来到上海的主要原由,既然他们一家三口似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幸福的整体),我插不进去,索性躲远一点,眼不见为净。
但是,不快乐归不快乐,过年我必须回家,一是因为不回家也没地方去,二是因为世上诸人诸事诸关系,再不愉快(再龌龊),都可以转身离去然后努力忘记,可是,惟有血源关系千丝万缕,无法割断。
此外,心情不好的缘故,还因为柳果庆,今天早上,我踌躇了好久,用他给我的手机给他发短信,跟他说我想把他的手机还给他,隔了很久,他才回复:“忙,过了年再说吧。”此外,便别无一字,陌路人似的。

第四章 过年(3)

如此冰冷干燥的七个字令我觉得沮丧,心底直后悔不该主动给他发信,好像我在找借口要与他见面似的,一边沮丧,一边不知道为什么又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自从火锅店当着唐可德的那一次未接电话后,柳果庆再也没有给过我电话,本来,自从喝醉香槟的那一夜后,我对他还有点提心吊胆的,以为他还会怀着什么坏心思,还会有什么花招,可是如临大敌地等了很久,结果却没有一丝风吹草动,现在连短信也回得这么冷冰冰的,我觉得有点怔忡,仿佛下楼的时候忽然踏空了一脚似的。
一边失落怔忡着,一边心底又安慰(告诫)自己:这样也好,还是离这些臭男人远一点的好,因为你永远搞不懂他们心底卖的是什么鬼点子、藏的是什么奸计。
惹不起,总躲得起。
翌日(也就是阴历二十八),我坐快客回家,车子从虹桥客运站出发,四个半小时后即到达了Y州。
Y州比上海冷,但是我家里却热闹得很,人来人往,麻将声日夜川流不息。
在Y州,在我们家,过年基本上就意味着两件事情:打麻将、吃饭。客厅就似麻将房,麻将客刚走一拨又来一拨(要么是父亲与继母的同事、朋友,要么是亲戚间的七大姑八大姨),朝九晚五,简直像上班似的(有时还要加夜班),经常开饭的时候要开两桌子(有时还要另外供应夜宵),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吴妈,整天忙得团团转,但是她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过年的工资是双倍给的),当然,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也入厨房,他烧菜,吴妈打下手,继母则阔太太似的若无其事雷打不动地坐在牌桌子后面。
客厅是麻将房,书房则是电脑游戏房,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天到晚霸着一台联想液晶电脑打游戏,有时候他一个人打,有时候邀了同学三五成群地打,十七八岁的人了,已经读大学一年级了,生得亦人高马大的,可是一打起游戏来即跟丢了魂似的,吃饭都没空(经常是要吴妈端送到电脑边,就差一口口地喂他了),但是没人管他,在这个家里,他就似小皇帝(他妈似皇后)。
所以,可想而知,在这个家里,我根本已近无立足之地,白天全靠走走亲戚与同学(难得的两三个同学还有联系)打发时间,晚上则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闷得要死。
如此,一直熬到初四,因为继母的亲侄子结婚,他们一家三口不得不去吃喜酒,吴妈亦趁机回家放假一天,家里才忽然清静了下来,我从我自己的亲娘舅家里拜过年吃过下午茶回来,家里还空无一人。
我泡了一杯龙井茶,独自坐在客厅里,客厅里没有了“哗哗”的洗牌声,只剩下空调的“咝咝”声,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馥郁香,茶几上摆了一盆单瓣的水仙花,正开得如火如荼,细碎的白瓣黄蕊的小花,一串串一叠叠,蝴蝶丛似的。
坐了一会,我站起来,开了门,踱到阳台上去,阳台很大,搁了许多盆花,开得最盛的是茶花,海棠红的花朵足有碗口似的那般大,两株粗根的素心种的早黄腊梅亦开满了花,透明金黄的花瓣发出油润的蜡光,清悠的梅香直沁人心脾,铝合金窗外的宽阔的檐角下高高地挂满了(腌制过)风干着的鸡鸭鹅鱼及猪羊腿,半个咸货铺子似的,我不由地看得暗暗叹了口气,他们在家里过得可真惬意,吴妈把他们伺候得这么舒服,连角落里瓦盆里种着的万年青与葱、蒜也都长得郁郁葱葱的。
要是我母亲还在,我应该也是这个安乐窝里理所当然的一分子吧?至少不会孤苦伶仃的只身流落在上海吧?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抬头,看看天,天阴沉沉的压得很低,含了铅似的,似乎就要下雪的样子。
望着天空,我忽然觉得很寂寞,很寂寞很寂寞,无以复加的寂寞。
忽然,“的铃铃”,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我不由地一怔,麻将房今天歇业,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打来?反正不会是找我的,我在这个家里身份已近似客人。
可是,那铃声一直响一直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过身回到客厅,拿起听筒,问:“喂?”
那边不响,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咳嗽了一下,缓声地开了口,“喂……你好吗?”是唐可德!
我先是一愣,随即不高兴地问:“你打到我家里来干吗?”
“我除夕晚上给你发信息,你没回我,我昨天打你手机,你又不接。”他很委屈似的。
“接了干吗?我跟你又没话说。”
“喂,新年头头的,别这样好吗?”他软声央求的。
我不响,沉默了一会,问:“你找我干吗?”
“我现在在市区。”
我怔了怔,“你到市区来干吗?”他家是Y州下面的郊县J都的。

第四章 过年(4)

“来看你。”
“我不想看到你。”
“为什么?我可是特地从J都打车上来的。”
我皱皱眉,“有什么好见的?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还动不动要死要活的。”从J都打车上来至少要一个小时。
唐可德不响,沉默着,隔了一会,恳求地说:“上次不是喝多了嘛,原谅我吧,啊?求求你了,出来吧,一起吃晚饭?”
我不响,犹豫了一会,问:“你现在哪里?”太寂寞了,多少有点心动。
“在Y州宾馆的西餐厅。”
我一愣,“你跑到宾馆里去干什么?”
“街上的饭店好像都关门了,我想找个环境好点的地方跟你吃饭。”
“还吃什么饭?你天天在家里还没吃腻?”
“不吃饭,喝杯咖啡也行,求求你了,出来吧……”他低声下气地恳求。
我不响。
“要不我打车去接你?你家在哪条街?啊?”
我皱皱眉,迟疑了一下,“别烦了,你就在原地等我吧。”
他一听,马上欢天喜地似的,“噢,那,等会再见。”
收了线,我穿上大衣,戴好手套,出门,出了宿舍大院的门,在路边招了一部红色的桑塔纳街车,十分钟后,即到达了Y州宾馆(城小,闹市区只得巴掌大)。
唐可德果然坐在西餐厅临长窗的一张台子边,灰色的休闲西服,外面罩了一件浅灰色的呢绒大衣,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见我,扬扬眉,咧咧嘴,笑嘻嘻地问:“外面冷不冷?”全无宿怨似的。
我淡淡地看看他,忍了忍,还是止不住嘲弄地钉了他一句:“那天晚上不是说要一头撞死的吗?”
他不响,眨眨眼,依然笑嘻嘻地望着我,一脸喜孜孜似的。
我瞪了他一眼,“买彩票中奖了啦,这么开心?”
他摸摸鼻子,笑,“我还以为你不会出来呢,喝咖啡?”
我皱皱眉,“有在西餐厅饭前就叫咖啡的吗?你那奶娘是怎么教你的?”
他不以为意地看看我,仍然一副喜孜孜的神色,“要不,咱们叫一瓶朗姆酒吧?我看见他们吧台有朗姆酒。”
“你喝醉了又要要死要活的怎么办?”
他不响,讪讪地笑笑。
“先要两杯葡萄酒吧,过会儿再叫点色拉、烤鱼什么的就是了,年饱,吃不下什么的。”
“噢……”他一边唯唯诺诺地点点头,一边招手叫侍者。
我转过头,四下里扫了一扫,此处西餐厅的生意居然不错,几乎座无虚席,居然还有两张台子在讲上海话,大概是特地来Y州过年(兼旅游)的上海人。
餐厅门口还搁着圣诞树,大概是圣诞节的遗迹(小地方就是这么不伦不类),空气中流淌着叮叮咚咚的泉水一样的钢琴声,但是是吧台里CD机流出来的成品。
我想起不久前在希尔顿的那夜,不由地暗暗叹了一口气,越有情调的地方,人越放松,越容易出事(出轨)。
半晌,侍者呈上两杯(张裕)红葡萄酒,我一只手握着葡萄酒杯子,一只手托住下巴,转头,看看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雪已经开始飘起来了,硕大的雪花,一朵一朵的缓缓飞舞着,粗鹅毛似的。
“怎么啦?怎么不说话?”唐可德问。
我不响,继续望住窗外。
他点燃一枝烟,吸了一口,然后才惊喜地说:“咦,下雪了?”
我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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