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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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五、 批判马寅初校长
在校期间，我一共见过马校长四五次。
当年外国元首经常访问北大，并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马校长总是致欢迎词。有时周总理来校作报告，他也致欢迎词。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兄弟我……”（这种格式的开场白在当年是罕见的。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二三十年代）
马校长的浙江口音很重。身体矮胖。记得他的专车是苏联的“吉姆”（黑色），说明他是部长级待遇。
１８８２年马老生于浙江，留学美国，攻读矿冶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课程有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和交易理论。
反右后的北大（5）
１９２９年，他担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１９４０年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课，题目是“抗战财政问题”。他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手中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当时的新闻媒体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题，赞扬他一身凛然正义，不畏权贵，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孔祥熙为了拉拢他，想聘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拒绝。有一回蒋介石请他赴宴，他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
这就是马寅初的骨气。他软硬都不吃。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被投进贵州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发表讲演，抨击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说。他知道有特务想干掉他。站在台上他大声地说：“我知道今天会场里有特务，他们想要杀害我。现在你敢站出来！你敢向我开枪！开枪吧！朝我胸口开枪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讲话的。”
１９４９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日子，马寅初选择了共产党。他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开国大典的日子，他站的位置在毛泽东的右后方。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云担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他刚到北京，暂住北京饭店。不久，政府选定东总布胡同３２号一座两层小楼为他的私宅。（当时这是“行政三级”的待遇）
１９５１年，经周总理建议，马寅初为北大校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院系，北大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由城里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校址西郊海淀。为了不让马校长在北京东西两头路上奔波（１９５２年马老正好７０岁），学校将燕南园６３号安排给他作为寓所。
记得是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时间可能有出入）我经过小饭厅南墙，看到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题目很刺激，很醒目：“马寅初，你究竟是哪个马家？！”
不久我便知道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已经由学术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那个“一言堂”、独断专行的疯狂年代，有某个大人物突然被点名批判并不是新鲜事。彭德怀和后来的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吗？周恩来不是经常写检讨吗？邓小平不是几起几落吗？
当时全校公开、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有好几次，并且专辟了一间供批判的展览室，把有关他的反动言论放在一间屋子，供学生起来批判，同他划清界限。
我曾多次走进批判室，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的批判，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人口问题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这位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要专门谈到马尔萨斯）
后来，在我的《人类文明的功过》和《人类文明之旅》（上下册）这两部著作中都着重论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公式：
世界人口总数×人的欲望膨胀＝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总压力
我翻了一下《文汇报》的合订本。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该报正式挂出“人口问题讨论”刊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报驻京记者杨重野写的专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６３号他的私邸，时间为４月２５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２０００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６３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３亿人。
１９５７年若把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即马老死后４个月）；又过了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如果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８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反右后的北大（6）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５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５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新人口论”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人口问题”的“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世界痛苦”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世界叹息”和“世界忧虑”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６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５０年后中国就是２６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２６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纳粹”——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新人口论”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３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１３亿，而只有８亿或１０亿）
反右后的北大（7）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