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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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我，读到这些段落，如同在黑夜落入茫茫大海许久之后突然发现离我仅５米远的地方便是一个安全的小岛，这时黎明的曙光开始临照这座平和、宁静小岛的上空……
罗素教导我把对数学真理的追求看成是对人世间的种种混沌和荒诞的一种超脱。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上帝和宗教的代用品。这很适合我的情况。
于是罗素成了我的至爱亲朋。１９６０年我认真、比较系统地读他的书，并且弄了一个读书笔记本，冠以标题《Ｂ．Ｒｕｓｓｅｌｌ研究集（１）》。１９６１年５月毕业前夕，我还专门去北京图书馆阅读他的新作《Ｍ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我的哲学发展，１９５９年英文第１版）。在本子上，我还把该书的书号抄在左上角：北京图书馆，Ｂ１６４９／Ｒ９３Ｍ９１，今天我把读书笔记中的一页也附在这里，作为对我在北大求学时期“自我教育”的一种怀念。
书后有篇伍德的研究文章：“罗素研究——关于其发展研究”伍德（Ｗｏｏｄ）引用了罗素８０岁生日的回顾（原文见图３）：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ａｉｔｈ．”（“我那时需要的是确定性”，罗素追忆道，“就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ｌ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ａ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我相信在罗素所有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以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激情去寻求某种真理……）这便是独立于人类的、绝对的真理，也是柏拉图所说的“至善”。
处在反右后的北大恶劣环境，我特别需要用罗素的哲学观点来指引我。我想步他后尘，踏上智慧之路，从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去寻找“确定性”。外界环境越是混乱、动乱、乱哄哄，我的内心或灵魂就越渴望确定性。因为２＋３＝５是永恒不变的，不论何时何地，数学真理都是永恒的。
读高中的时候，若是我有这样的觉醒，对数学真理的伦理价值有这种认识，我会决心报考数学系。
五、 不是幕落的时候
毕业后，１９６１年９月我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学”这颗种子已经落进了我的心田，正在冬眠，等待时机。１９６２年我开始萌念，朝“生物数学”（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方向发展。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８月，我被抄家，批斗。９月，我决心系统自修数学，从平面几何、代数和三角开始，然后是微积分，做习题。不做习题，等于纸上谈兵。
我是被“逼上梁山”。因为别的书都被打成“封、资、修”，有毒，不能看，我只好读数学。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刚从关了我半年的牛棚放出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重读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在第２１页，我在书上的空白处偷偷地写下了读后感（见图２）：
《无穷小量》这个概念如果只停留在纯数学理论上，那你是很难窥见其力量的。但是，如果它一旦用来描述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伟力。而且纯数学同自然现象或技术过程紧密地结合，还能带来其他许多好处。例如，这种结合使得纯数学概念获得了生动、具体、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形象，从而使人们窥见到了《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的一丝微弱的反光，便是其中一大好处。６８．４．
这段读后感对我很重要。我想作如下两点解释：
１． 这段文字预示了８０年代我大规模创作的到来。这里只是一个苗头，胎观，它来自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北大，来自数学系图书馆的“白日梦”（ＤａｙＤｒｅａｍ）。
数学王国的神性（7）
２． 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是个德文术语，意思是“上帝—大自然”。这就是德国的泛神论。走近“上帝—大自然”是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最主要收获之一。在我的“哲学世界观”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我的内心碉堡中，它又是奠基石之一。
当年我自修、走近数学世界不是为了当数学家，主要是为了走近“上帝—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符号系统写成的。上帝喜欢说数学这种“普遍世界的语言”。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上帝—大自然”（中国古人则习惯用“天地”这个术语）的代言人。
朱熹有言：“天地不会说话，倩（即借助、通过的意思——赵注）他圣人出来说。”
这便是我读圣贤书的主要理由。
其次，我走近数学也是为了逃避现实。数学成了我的洞穴，有种安全感。
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６年，偷闲做了一千多道习题，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和概率论。这样，我在“世界哲学王国”便多少有了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追随柏拉图和罗素的信念：不懂数学，无以言“世界哲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使我多多少少懂得了一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对我走在通往“世界哲学”的智慧大道上是非常重要的。
读伟人传记（1）
在校６年，我读了许多伟人传记。归纳起来，主要是来自三大领域的巨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
这些巨人的生平和工作大大促进了我的成长，尽早摆脱了我身上的昏沉、平庸和愚昧。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从而拔高了我。
伟人是座高山。他耸立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是种生命的演示，示范，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命令句：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站起来吧！
读多了，这个命令句便越来越清晰，时常在我内心回荡。
“站起来吧！”——这个命令式渐渐便成了一种“人生使命感”。内心永不会陷落的碉堡的灵魂，说到底不是别的，而是内心有团“人生使命感”。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有个共同点：
“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朝，吕坤）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宋朝，戴复古）
朱熹更是一语道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苏轼也是一语胜人千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志气是统帅，有如朱可夫元帅；才华和勤奋是百万苏联红军。
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几乎应有尽有的传记。
只要我在大英或德国百科全书中看到我所感兴趣的某个伟人，再去图书馆目录柜查卡片，９８％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特别满意北大图书馆的雄厚实力。何况它有两三套不同的目录卡，来自老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不同系统。这里没有，那里必有。
不仅有德文原著，还有英译本。常常我把两个版本同时借出来，相互对照着阅读。一来可以提高我的德、英文水平，二来可以加深我对论著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个英国人在旁边替我解释德文。反之，若原著是英文，有德译本，就等于有个德国人为我解释英文。好几年，这样的名著阅读着实让我过了把瘾。
我常常能听到自己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我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这是对生的沉思，而不是对死的默念。当时我只有２０—２１岁，不会过多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尽管每个伟人必然地都有一死。
１９世纪末奥地利伟大物理学家玻尔茨曼（Ｌ．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１８４４—１９０６）的生平和工作深深打动了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发现的一个公式（玻尔茨曼公式）刻在墓碑上尤其给了我难忘印象：西方人用这种方式来赞美死者一生的最高成就，真是绝了！
我没有去山东造访过孔夫子的墓。在他的墓碑上，应刻上什么？若是要我选择呢？我建议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迁呢？在他的墓碑上刻什么？
我建议刻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时我已经感受、体认到了司马迁的胸襟和气魄；也开始分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哲学家。
两者有区别，属于不同层次。历史哲学家高于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注意史料，重事实；历史哲学家在史料、事实的基础上或大前提下去揭示历史运动总体结构的律动、规律性和普遍法则。
后来，我读到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书，更坚定、明确了我的上述区分。
雅斯贝尔斯同黑格尔一样，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写了一篇“导言”，标题便很哲学：
“追问世界历史结构”。
单纯的历史学家决不会这样去鸟瞰世界历史，这样去见树见林，这样去概括、提炼和上升。其实，“追问世界历史结构”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种架势、姿态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试图用一句话写在死者的墓碑上，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成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当我还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每当我读完了一本传记，合上书，我就在琢磨这样的练习，而对课堂上的作业则是淡然置之，经常不交练习。班长潘子立常来催，他也不好意思，我也尴尬。
我的个性在大学６年终于形成，并有充分表现：兴趣是我的上帝，我只听从自己的兴趣，只愿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对不感兴趣的事物，即使动用８个火车头来拉我，推我，也休想让我走半步。
我的兴趣同当年课堂、课外作业，还有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报告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曾使我非常痛苦，这又更进一步把我推向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我只有跑到那三个王国（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去寻找安慰。
读伟人传记，使我找到了内心的共鸣或共振。
因为“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
因为“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
伟人传向我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伟人传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过得如此这般丰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每本传对我的昏睡状态都是一种冲击，给我的都是一个惊叹号！
读伟人传记（2）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５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Ｄｉｅ Ｌｕｓｔ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ｒｕｎｇ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Ｌｕｓｔ．”（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Ａｕｓｇ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反右后的北大，启发了我去这样译，作出这样的理解。
１９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对Ｗｉｌｌ的解释是：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
这是１９６０年我从一本英文版的《叔本华传》读到的。当时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为之一震，轻轻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声：“太好了！”
我意识到：我的意志才是我内心一座永不会陷落的要塞。构筑这座要塞是我的主要动机之一。它成了我在北大求学时期的一个特点。我的意志便是我的惟一出路。我一无所有，只有我的意志。
１８世纪法国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早年由于父亲破了产，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比如豪华舞会）已不再可能，所以他只好“逼上梁山”，把全部（身心）能量和希望转而研究数学，并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快乐、安慰和人生解脱。
在拉马克（进化论的先驱）的传记中，我也读到：早年，由于穷，不可能去寻欢作乐，只好一门心事去读书。比如打开阁楼小天窗，去观察巴黎上空各种云彩的变化和造型，并加以分类和整理，自得其乐。
今天气象学上的一些云彩的名称依旧沿用拉马克的命名。
这些自强不息、不花一分钱也能得到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和幸福（内在的幸福）着实鼓舞了我，并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观。
当时我很穷，在校６年，“莫斯科餐厅”一次都没有走进去过。而同班有几个同学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便要去那里享受一次。
如果我每月的费用是５０元，不是我实际领取的１４．５元，我同拉格朗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