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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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的忧虑是对的。一旦离开了北大，要在别处借到诸如《物理学进化》德、英两种版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从１９６９到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深夜在羊圈隔壁小屋攻读理论物理学教程，便经常重温这些摘抄。我知道，“物理—哲学情绪”既是自然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八） “情绪”是最可贵的东西。“物理—哲学情绪”是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第一条件，并且必须自始至终贯穿物理学研究的全部进程，否则，将一事无成。
什么是“理想实验”呢？
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大师。可以说，正是设计、安排了一些关键性的“理想实验”才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
爱因斯坦从幼年起，就凝神默想，思考过以下两个问题：
１． 若是有人正在跟着光线跑，并努力去赶上它，将会发生什么？
２． 把一个人关在一个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上，将会发生什么？
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理想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做这样的实验。
爱因斯坦从头一个问题的答案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爱因斯坦对“理想实验”的偏爱和他的孩子似的怀疑司空见惯、简单事物的能力。
学校教育（包括教科书）使人们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只有天才才能保持不受影响。
“我崇拜，故我在”（3）
在书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科学史（广而言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功绩作了中肯的评价：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在另一本书上，爱因斯坦说，伽利略的发现是“物理学的诞生日”（ｄｉｅ Ｇｅｂｕｒｔｓｓｔｕｎｄｅ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
我忘不了这句话。
我自修物理学，正是从伽利略的这一发现开始的。这是我的“第一课”。我是“入门正，立志高。”
我要感激爱因斯坦的名著《物理学进化》把我领进了理论物理学王国。不久我便明白，我的志向是对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法则（比如热力学两大定律）肃然起敬，敬而畏之。
反右后的北大，我之所以同“理想实验”产生深深共鸣，原因有：
１． 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和想像力。凭借它们，我可以隐居，逃避邪恶的政治现实。——这也是我所说的“田鼠的洞穴”。“理想实验”使我的灵有所寄，魂有所托。
自１９５８年，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国的田园山水诗。我用陶渊明的心境去看西方的理论物理学。我沉醉在里面，恰如陶渊明的诗句：“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只有数学、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学才能真正做到“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山海经》）
１８卷记述中国古代神话的传说毕竟离揭示宇宙的真实还远得很。当然，也许一千多年后，我们的后代看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水平也会像我们看《山海经》那样幼稚、皮毛。
２． 我偏爱“理想实验”是因为我无法走进实验室。
或许我在物质世界方面很穷，只好强调精神、思想、观念，把思想看成是我的强项。（比较而言）
我想起盲人走路。遇到巷子转弯处，他会知道要转弯。１６岁的我曾问过盲人：“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转弯？”
“转弯的地方有风。”
这回答给了我难忘印象。待我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道理。正常人用视觉去认路。盲人只好动用常人不用的触觉去辨认方向。因为巷子转弯处气流有微弱变化。常人感觉不到这变化。盲人以非常敏感的皮肤对冷热的感觉捕捉到了这变化。——这是生存的必须。这是存在下去的迫切需要。我偏爱“理想实验”也是生存的必须。理由也很顽强。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我精读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当属于“名著阅读”。我以为，今天至少以下４类人也要必修这本书：
１． 准备投考理工科的高中学生。报考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化学系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在校的理工科学生也有必要精读它。比如环保系的学生。因为环境科学的核心概念是“能量”。《物理学进化》一书有精辟论述。
不妨把它当成是一本侦探小说来读吧！
如今有周肇威先生的译本：《物理学的进化》，译自英文，译文质量不错。１９９８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只印了４千册！
太少了！这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素质不高。
这个印数使我痛苦。
如果有朝一日这类书的印数达到１０万册，我们民族拿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２． 学哲学的人，有必要读它。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开口谈哲学。
３． 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也有这个必要。
４． 党政领导干部有必要读它。
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科技大国。
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去懂量子力学的细节和里面的高深尖数学物理方程，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理应能为我们了解。这就好比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尽管不会拉小提琴，也看不懂总谱，但贝多芬和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那些主题我们还是能听懂的，并与之共鸣。
二、 林书闵先生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下乡参加劳动明显增加了。
１９５８年的夏秋之交我们班去大兴县深翻、施肥。宛平县城就在附近，当然还有卢沟桥。这给了我深刻印象。我们系里有两位老师也随我们一起下来劳动。一位是田德望教授，另一位是林书闵讲师，约莫三十四五岁。
通过边劳动边聊天，我认识了林书闵先生。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古怪的先生。
原来他的编制在我们系，给外系（尤其是理科）开科技德语（公共外语）课。林先生个子矮，仅１米６０米，海南岛人，家乡口音很重。原先在西南联大读物理，同杨振宁的年级差不多。当年他选修了德语。
有一天收工回村，我们并排走着，突然他哼起了一首曲子（尽管他在多处走了调），马上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旋律很美。
“林先生，你哼的是什么曲子？”我问。
“是首德国民歌，好听，好听！”他说。
他告诉我，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东安市场有许多旧唱片，他收集了两三百张，大部分是德国艺术歌曲，其中民歌不少。他说他欢迎我到他家去欣赏这些唱片。
回校后，我果然去了他家。地址在中关村，平房，有客厅，两大间，一小间，另有厨房和卫生问。接今天的说法是三室一厅，这在当年是很不错的条件。独门独户，房前还有点空地，可以种点什么。
“我崇拜，故我在”（4）
林先生给我看了三样他最得意的东西：
第１，旧唱片，Ｍａｄ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是二战前日本人的盗版，原版是美国货，哥伦比亚公司出品。每张都很重。
林先生收藏的尽是些小品，如舒伯特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和《冬之旅》，门德
尔松的《无言的歌》，以及许多德国民歌，如《冬天已过去》；《月亮已升起》。其中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贵。
林先生的收藏和温德先生的收藏可以相互补充，尽管从数量上看林的收藏仅为温的收藏的十分之一。打个比喻，两者合起来是一桌盛宴，林的收藏是冷盆、小菜和饭后的冰淇淋；温的收藏是北京烤鸭、烤乳猪、烤全羊等主菜。
当然，林的音响设备还是战前手摇式唱机，每唱两三张便要换唱针。即使这样，也免不了发出磨擦的沙沙声。不过，优美的旋律还是令我陶醉。
三年来，我把林家的一些最好唱片都听得滚瓜烂熟，融进了我的血液。林先生总是和我一块欣赏，而且百听不厌。他的口头语是：“好听，好听！”
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住了半年。有一回，有所商业专科学校举办校庆，晚上有联欢会。会上有手风琴、吉他伴奏。有人提议合唱几首德国民歌。我跟着唱了十多首。只有两三个上年纪的老师能跟上。施密特校长好奇地问我，我是从哪里学会这些古老的德国民歌？
“三十多年前听唱片听会的！”我说。
“你的德文歌词发音很准。”校长夸奖我。
接着他对在座的青年学生说：“你们应当感到惭愧。人家一个中国人都能唱十多首德国民歌，你们反而不会！”
的确，我非常喜欢德国民歌。这些优美的旋律是德意志民族的心声。它代表了善，而纳粹德国的军歌则代表了恶。
第２，林先生指给我看摆放在客厅里的一架破钢琴，是他用稿费１００元从旧货店买来的。许多音都不准，根本不能弹，这使我失望。因为当时我正在学钢琴。
他买下钢琴，仅仅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高层次的象征。当然也是对古典音乐表示崇拜的一种符号。
这符号并不坏，就像今天有人崇拜大自然的野性，在客厅里挂一个野牛头骨或羚羊角。
第３，林先生说他正在翻译普朗克（Ｍ． Ｐｌａｎｃｋ）的小册子，每本不过三四万字，如：《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宗教和自然科学》。
当场我就被这些书名感染，就像一个饿汉闻到烤鸭飘香。
“林先生，你能把德文原版给我看吗？”
当这两个题目的德文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一亮：我被震撼了！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的大脑总有这样一种反应：对一些译文，我的反应常常是平平，震级是三级；一看到原文，即被它深深感染，震级为八级。尤其是当原文每个开头字母是大写的时候，我觉得有种庄严、神圣和崇高感迎面扑来；我觉得每个开头字母大写营造了一种古希腊罗马建筑的美感或韵律，对我的大脑是个冲击。比如：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宗教和自然科学）。Ｒ和Ｎ均为大写字母。
《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论数学新的基础危机）。
在我成长、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我的大脑这种反映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它给了我激情，进入角色。——这比什么都重要。
林先生已经把普朗克的《科学自传》译出来了，也出版了，仅三万字，商务印书馆出的。其中有一段，林先生很得意，特意在我面前朗诵，为的是“奇文共欣赏”：
“我在慕尼黑麦克斯米利安中学念书的时候，数学老师缪勒教了我多年的数学……他懂得用生动、具体、卓有成效的例子来阐明他教给我们学生的那些物理定律的意义。”
“比方说，我所接受的第一个独立于人而绝对有效的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原理，它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我的心坎。缪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辛辛苦苦把一块沉重的砖头扛上屋顶去的泥瓦匠的故事；他讲得非常出色，娓娓动听，那是我忘不了的。泥瓦匠在他扛砖的时候所做的功并没有消失，而是原封不动地被贮存了起来。或许贮存了许多年之久，直到也许有那么一天，这块砖头松动了，以致于落在下面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故事也深深触动了我。它也像一个救世的福音，响彻了我的心坎！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来回顾这段往事，便很清楚了。当年我对这条有关“能量守恒原理”之所以产生了刻骨的共鸣，估计有以下原因：
Ａ． 社会政治（表层）原因。
反右后的北大，什么都是动荡的，人心没有了安全、稳定感。也没有了确定性。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特别渴望攀附到一块坚固的岩石。
我想起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之后，必然是佛教思潮盛行之日。对于我，数学、物理学绝对有效的真理（如能量守恒原理）便成了佛教的代用品。面对外界环境对人的压抑，这个代用品于我有保持心灵独立的功能。
Ｂ． 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深层原因。
“我崇拜，故我在”（5）
这比前一个原因要深层得多。即使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这个原因，这一追求，这一根本的动机，依然不会消失，永远会在那里起持久的作用。
事实上，探求能量守恒原理也正好构成了普朗克漫长科学研究道路的出发点。它之所以“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少年普朗克的心坎，是因为他从此开始发现了“自我”，渐渐寻找到了“精神家园”，获得了一种为之而生和为之而死的科学信念（这是宗教信念的代用
品）：
追寻那些独立于我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存在的、绝对有效的普遍世界规律。
这就是“从相对到绝对”。（Ｖｏ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 Ｚｕｍ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１９２４年普朗克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篇讲演，题目便是这个标题。对千百万大众，寺庙、教学里的建筑空间是他们皈依的宗教；对极少数人，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包括禅宗）才是走近上帝的地方。分清这一点是我的觉悟，标志了我开始走向成熟。
１９５８年深秋去中关村拜访林书闵对于我的进一步成长是一件重大的事，它和温德先生家的音乐“第一课”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两位先生是无心，我则是有意。
当时林先生告诉我，他翻译《普朗克科学自传》这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付给他四五百元稿费。这相当于我三年的助学金总数。听后我记得我没有为此动心，并没有受到什么诱惑。而对我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只有这两样永恒的东西：
德国民歌；
普朗克的科学道路，以及物理学同哲学的关系。
今天，这两样东西还在我的血管里日夜涌动。
当年我没有被稿费所动，说明我这个人的本质，说明我是“立志要高，不要卑”。——今天我仍然为我青年时代的这一选择和追求而自豪。
从中关村林先生家走出来，我发觉我追求的对象是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是从相对逼近绝对，是爱绝对。（Ｔｈｉｓ Ｌｏ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这爱胜过名利地位。这爱在本质上是爱上帝。这爱铸造了我一生，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铸造。没有这爱，我的内心堡垒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