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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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知道，如果遇上彭真代表党中央作报告，那么，路线一定很左，知识分子的日子
不会好过。
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年都由彭真出来讲话，据说措辞很严厉，有时是指着鼻子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好好改造。
幸好，我毕业的这一年，是由陈毅元帅出来讲演。所以一两千名毕业生个个兴奋。果然，陈毅元帅句句讲在同学的心坎里，掌声雷动。他主要讲了“红与专”的正确关系。讲得在理。
元帅讲话非常真诚，坦率。他承认在这几年中，批错了许多人，斗错了许多人，说：“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向斗错、批错了的师生赔礼道歉！”
于是，元帅霍地脱下了帽子向台下听众深深鞠躬。不是一鞠躬，而是从四个角度朝台下的四个不同方向，四鞠躬。于是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许多同学泪流满面，我也不例外。
我想，如果中国按照１９６１年这条总路线走下去，十年文革的灾难不仅可以避免，而且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
由于陈毅元帅的报告，我们的毕业政治鉴定非常温和。当时有个术语叫“和风细雨”。（因为基调已经定了）
给我的评语是三条优点，三条缺点。其中一条优点是：学习刻苦，钻研心强，知识面广。
这出乎我意料。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这些留法学生是党内尊重理性规律的代表人物。
我想起中国古人说过：“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天在上海外滩有一尊陈毅元帅的铜像。站在他面前，我总是记起１９６１年我毕业前夕聆听他的讲演和他脱帽鞠躬道歉的动人情景。
告别生出惆怅
惆怅是人类一种高级的感情。一个人越是会惆怅，他就越成熟。野生动物会惆怅吗？
科学、艺术、哲学的最高境界正是叫人惆怅。
１９６１年７月。学校宣布：毕业生可以回家等待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但不准带助学金。看来，我只有留校等分配了。不久，校方改变了政策：毕业生可以领取助学金回家等待分
配。我是喜出望外。由此可见，助学金对我是多么重要！我对这１４元５角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我决定回老家，但带了几本名著经典。我是念念不忘“最后冲刺”。把翅膀长得硬些，即使流放“西伯利亚”，也有飞高的本领。
８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老家接到西语系人事科的通知，要我速回京办理离校手续，包括还清图书。
我报到的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正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你满意了吧？”科长问。
我只是点头。
在别的同学看来，农科院是同泥腿子打交道的单位，低级，不会有出息。我并不这样看。后来的十七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地址，离北大南门仅四站路。过了人民大学这一站便是，红围墙，有座钟楼。
人事科发给我１２元的搬家费。我打算两天后离校。
抽出一天，我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然后爬上山坡钟亭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我要感激这个地方，因为好几年，这个特殊的建筑空间安慰过我，给过我宁静。这时候，我反而没有古人所说的“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不，我的人生之旅才开始。
在北大图书馆的门前我也站了一会儿，但没有进去。在数学系和物理系图书馆前我默默无语地站了好一会儿。突然，从我的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根本的惆怅。什么叫“根本的惆怅”呢？很难用几句话来解释。唐诗宋词最高境界之一正是惆怅。比如这两句：“人言落日是天涯，望尽天涯不见家。”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都有一个令人惆怅不已的结尾。越是能创造、表述惆怅美的作品，便越能拥有千千万万的共鸣。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极至都是惆怅，或叫“普通世界的惆怅”。我既怕它又偏爱咀嚼它。清代李渔提出“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也是对“惆怅美感”的一种注解。估计李渔受到杜甫“篇终接混茫”的影响。在我向北大告别的时候，我的内心便有一种类似“篇终接混茫”的情绪萦怀。
我没有去圆明园。因为我相信以后还会常去那里对话和求助，不过四站路的距离。圆明园的废墟和残破给过我许多。以后我依旧少不了它的庇护和营养。因为那里有中国古人所敬畏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
燕南园我去了。因为许多年我在这里散步，感受清风所拂，花影零乱的诗意。当然，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还是向西南角６３号马校长的旧居告别。院子里面好像还空着，没有人住，只有斜阳蔓草，往事低徊。我始终把他看成是我的校长。
朗润园两位老师家我去话别了。都为我高兴，原因之一是我留在北京，又在西郊，以后可以常来常往。
我爱当年北京西郊的幽静。我起身告别的时候，温德先生告诉我一件事：系副主任Ｓ原是地下党。解放前温德先生曾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过当年还是清华学生的Ｓ。有一天Ｓ作为当年的学生来看望温德老师。温德在闲聊中顺便问Ｓ：
“德文专业有个叫赵鑫珊的吗？”
“哦，他很调皮捣蛋，不务正业。”
“赵经常到我这里来听音乐，很用功，很有悟性。一个热爱莫扎特、贝多芬的学生能是坏学生吗？希望你们不要把他胡乱塞到外地边远省份的什么地方，这样会埋没他的。还是尽量把他分在北京什么合适的单位吧。”温德先生为我说情。
听后我很感动。我紧紧握着他那双特别大的手。
“以后我会常来看你，好在只有几站路。将来我也买辆自行车。”我说。
我遇上了“和风细雨”调整方针时期，否则像我这样的人不太可能留在首都。
又因为碰上了全国大饥荒，中央要加强农业，所以农业科学院要人。何况这样的单位也没有人愿去，没有竞争局面，只有我死心塌地想去，去走近“什么是生命”；去“对上帝的大自然凝神默想”。（这是１８岁的爱因斯坦在一封书信中使用的一个泛神论术语。德文是：ｄａｓ Ａｎｓｃｈａｕｅｎ ｖｏｎ Ｇｏｔｔｅｓ Ｎａｔｕｒ．正是这一信仰，引导他一生的探索。其实，Ｇｏｔｔｅｓ Ｎａｔｕｒ即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上帝—大自然这个泛神论概念是我大学６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既来自书本，也来自我在荒郊野地的漫游，来自北大校园的一草一木对我的启迪）
我的最大遗憾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把古今中外母亲思念儿子落下的泪统统收集起来，恐怕会成为一个新的海洋，一个新的咸海。
在前面我说过，母亲死后多年，妹妹才告诉我，自我北上读书，母亲常常哭，哭了一年，经常搬出一把小竹椅，坐在马家巷口，对着火车站的方向，坐很久很久，然后就暗暗流眼泪。我埋怨妹妹为什么不早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我？
唉，也不能责怪她，她当时小，不过１０岁。
母亲因流泪过多，伤了眼组织，去看医生。医生只有一句忠告：“不要再哭了，再哭，眼睛会瞎！”
如果我在大学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我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每个星期写信给母亲。不再是两三百字如电文那样简短，而是两千字，把我在校的点点滴滴生活细节详详细细告诉母亲。这样，母亲泪水便会减半。当然，有个原则：只能报喜不报忧。我受到的任何大小挫折，一点也不能让母亲知道。只能隐瞒。我说过，按性格或天性，我母亲的忧心太重，比常人重得多。她的忧心常伴有焦虑，不易化解。母亲太牵挂子女。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为自己，只为儿女。
也是最近大妹妹告诉我一个重要细节：小妹结婚那天，母亲说：“这下好了，你们个个都成家了，我这台戏也唱完了，我可以安心走了。”
听后，我吃了一惊。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莎士比亚，怎么能得出同莎翁一样的结论？因为莎翁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莎翁好像还补充了一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的时间都是安排好了的。
按我的理解，这便是命中注定。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人活过六七十年，只要认认真真去体验、琢磨人生，便会自然得出近似莎翁的结论，即便他（或她）是文盲，压根就没有读过莎翁的剧本，连莎翁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道理很简单：戏剧艺术或人生哲学源自生活。
我今天才懂得后悔，把金戒指、手表和裤子卖掉，不应买书，应当买火车票。这样，６年我便可以回６次家，而不是３次。每次依偎在母亲身边，这样，她的泪水又会少些。
没有自己几十本小小的藏书，并不妨碍我走向“世界哲学”。因为我可以完完全全依赖图书馆。
当年中国经济不发达，电话普及率不像今天。如果五十年代我家有电话，我会每个星期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思念、牵挂的泪水又会减半。
在校６年，我渐渐掌握了自学、自己开山劈路、逢水架桥的一套方法——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拿到了开启知识王国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将不相同的学科融会贯通），但也付出了代价。我指的是苦了母亲和弟妹。
又是大妹子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北上读书后，母亲和妹子每天要去井头担水。当年我妹妹只有１０岁，母亲的脚骨折过，两人只能担一桶水，且走走停停。
母亲心疼女儿，怕肩上荷载过重，影响发育，影响长个头，便把水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挪。女儿出于孝心，怕母亲的脚受不了，又把绳子尽量移向自己这一头。
母女为这事争执不下，只好停在巷子里不走。
这个细节久久回荡在我心底。近来散步、走在买菜的路上，或在咖啡屋闲坐，或是我写作到深夜，缓缓放下笔，抬起头看窗外一轮满月，记起《礼记》“日月无私照”这一句，我便会想起母亲和妹妹担水的那个细节。
孔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好在在当今高科技的情况下（比如电话普及和发达的交通），母亲思念子女的痛苦可以减轻许多。这便是“游必有方”的意思。
空谷闻响——后记
这本书写得很快，只用了两个月。因为所有的情节都贮存在我的脑海里。写到动情处，我便放下笔，仿佛有空谷闻响的感觉。——那是从历史山谷中飘来的阵风，遥远，但清晰，悲壮。我崇尚悲壮。
回忆的本质是历史。历史的本质是回忆。
然而回忆是现在的回忆。人只有在回忆，处在曾经历过的历史的时候，他才是现实的。同历史和回忆完全割断的人不存在，也办不到。回忆使人的生命变得厚重起来。
我写作时的背景音乐，一直用的是巴赫、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肖邦。这些旋律把我带回到了朗润园那间典雅、古色古香的小客厅，清代民居建筑，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我偏爱在寒冷的夜独自欣赏音乐，室内温度保持在不冻手冻脚，穿两件毛衣为宜的状态。这时候，我的内心便会升腾起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这种感觉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朗润园。
那里有我的精神世界的根。
２００３年８月，我的好友、忘年交李传海特意开辆车从山东枣庄市跑来看我。见面时，他说给我带了一点礼物。我以为是三五张唱片。一看，原来是他为我收集了好几百张唱片！这着实让我感动。他是枣庄市的优秀钢琴老师，在他周围有一批音乐铁杆哥们。小提琴老师刘钦勇便是。当然还有他的正在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的儿子。
有了李传海的礼物，我现在可以按Ａ、 Ｂ、 Ｃ、 Ｄ……字母来排列我的几百张珍贵唱片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当然还有布鲁克纳的作品放在前面，因为都是Ｂ字打头。紧接着便是肖邦，因为是Ｃ打头。瓦格纳放在后面。因为是Ｗ。
这套科学的排列方法便是我早年从温德先生那里学来的。今天我这样做，也是对先生的一种怀念方式。
夜深人静，当我的客厅回荡着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我便会加倍怀念起先生和他的屋：客厅、书房和卧室，当然还有卫生间。透过小窗，越过窗外北大围墙，便是圆明园的地界。
哦，“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人生在世，羁旅之人永远有无法排遣的愁思，当我们一旦触及人生根本的时候……
过去的一切再也回不来了。时间是一支射出去的、永不回头的箭。时间也是一辆无形的马车，我们用１００根碗口粗的钢绳索也休想把它拴住，叫它在原处停留哪怕是一分钟！
不久前有朋友问我，我的最后一部总结性著作将写什么？我想了想说：《五大秩序》。这是一套丛书，共５本，每本约２０万字。包括《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共１００万字。
这五大秩序的胎观或种子又要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的那些年。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播下的种子或胎观。写完了这套文明哲学丛书，我就可以死而无憾地向人世告别，回到我母亲身边：“妈，你的傻儿子回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不离开你了。妈，读书的时候，我为了不让你操心，忧虑，只好偷偷地卖掉了金戒指、手表、毛料裤和羊毛毯，却换来了一把开启知识世界大门的金钥匙。妈，这是怎样一把金钥匙啊，它比１万只金刚钻戒指还珍贵！你的儿子不傻！世界上哪有读书读傻人的？”
人生是万米赛。读完大学只是跑完了１千米。后面还有９千米。要坚持跑完整个１万米，尤其是毕业后的９千米。
今天我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前面只有１５００米。我仿佛听到“永恒女性”在为我摇旗呐喊：
“赵鑫珊，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