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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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１９５６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６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２０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１９５５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Ｔ．Ｓｔｏｒｍ，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Ｉｍｍｅｎｓｅｅ）。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３３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１９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１８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１９５６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１００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ａｃｈ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ａｌｌｅｉｎ！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ａｌｌｅｉｎ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１９５７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１９５７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
